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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发表:2010-09-30 11:10阅读:2195

试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


余英时

 

 

 

    自19世纪末叶以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便不断有人提出讨论;“五四”以后,中西文化的争议更是高潮迭起。这些讨论和争议在当时虽然没有获得共同的结论,但是多少也发生了一些澄清观念的作用。时至今日,大概已没有再坚持“本位文化”、“全盘西化”或“中体西用”种种旧说法了。以前谈文化问题的人往往显露两个倾向:第一、他们将复杂万状的文化现象在文字上加以抽象化,并进一步用几个宇来概括整个文化传统的精神。第二、这种抽象化又引起一个不易避免的倾向,即以为具体的文化现象也和抽象的观念一样可以由我们任意摆布。上面所说“本位文化”、“全盘西化”之类的态度便是这种倾向下的产物,其基本假定是人们(其实只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可以主观地、片面地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我在本文中将尽量避免这两种倾向.但是并不否认我们的自觉的努力可以有助于文化的发展。大体言之,在思想和价值的领域内,如果客观条件允许,我们是可以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而有所刨新的。中外历史上,这样的词证多不胜举;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和本世纪之初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最有力的证明。

    另一方面,我们今天讨论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在基本观念上已和四五十年前的“全盘西化”论者截然不同。这几十年间学术界(尤其是人类学)关于文化的探讨,以及许多非西方民族的文化发展都加深了我们对文化变化的了解。文化虽然永远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事实上却投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一旦尽弃其文化传统而重新开始。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指出,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像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德国1919年所颁行的魏玛宪法(Weimar Constitution)便是显例。这个宪法作为一个抽象的政治文件而言是相当精彩的,可谓民主精神的充分体现。但由于它完全脱离了德国文化背景,因此施行起来便一败涂地,最后竟导致希特勒的崛起,酿成大祸。近来文化的讨论之所以用“传统”与“现代”来代替“西化”与“本位化”的旧名词,决不是偶然的。在现代科技的强烈冲击下,每一文化(包括西方在内)都曾经过一个“传统”与“现代”互相激荡的历史阶段。并且由于各民族的文化背景不同,这种激荡的过程与结局也彼此殊异。换句话说,每一民族的传统都有其特殊的“现代化”的问题,而现代化则并不是在价值取向方面必须完全以西方文化为依归。以前的人,把“西化”和“现代化”简单地等同起来,显然是一错误。

 

 

    最近几年来若干地区的文化动态更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今天世界上最坚强的精神力量既不来自某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惟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伊朗对西方文化特别是美国文化的强烈反抗,虽已越出理性的轨遭,但其所表觋的乃是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则至为明显。

    基于我们今天对文化的认识,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这样的大问题自然不是单凭文字语言便能完全解决的,生活的实践尤其重要。但是历史告诉我们,思想的自觉依然是具有关键性的作用的。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重建所遭遇到的挫折至少一部分是由于思想的混乱而造成的。自康有为的《大同书》以来,各种过激思想一直在不断地威胁着中国的知识界。这一文化悲剧决非任何历史决定论所能解释得清楚的。这一事实最足说明中国近代思想的贫困。

 

 

    造成中国思想贫困的客观因素当然很多,不过从主观方面来看,中国学术思想界本身也不能完全辞其咎。70年来,中国并没有一个持续不断的文化建设的运动。前已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不幸变质太早,还来不及在学术思想方面有真实的成就,便已卷入政治璇涡中去了。这和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或中国的“理学运动”都无法相提并论。古人说,“礼乐所由起,百年积德而后可兴也”。近代中国便正缺少这样一个“积德”的阶段。但问题并不完全在于政治社会情况的不安定,以致学术工作无从循序渐进。更重要的是多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仍然摆脱不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的拘束,因此不能严守学术岗位。在他们的潜意识里,政治是第一义的,学术思想则是第二义的;学术思想本身已无独立自足的意义,而是为政治服务的事物。自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来,这种偏向便愈来愈显著。不但治中学者如此,治西学者亦复如此。一般倾慕西方文化的人在取舍抑扬之际也缺乏真知灼见;他们往往对自己还没有十分弄清楚的东西,已迫不及待地要用之于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改造上面。这种轻率而又轻薄的态度不但与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而且也和中国人所一向讲究的为学须分本末人己的传统大相径庭。

 

 

    中国传统中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如何转化?这个问题太大,没有人能给予简单的答案。就学术思想的范围之内所能作的努力而言,我个人在经过了慎重的考虑之后,愿意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现代性格的文化重建和董仲舒时代的崇儒运动不同,它绝不能基本上依赖政治力量。中国史上的重要文化运动无不起源于民间,先秦诸子、六朝玄学与佛学、宋明理学都是如此。但这些运动最后往往流为官学,因而失去其活力。两汉的经学,唐代的三教讲论,明、清的程朱正学都是显证。今后的文化发展必须要突破这一传统的格局。学术和文化只有在民间才能永远不失其自由活泼的生机。并且也惟有如此,学术和文化才确能显出其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再是政治的附庸。但是这并不表示学术与文化必然是和政府处在对立的地位,或与政府不发生任何关系。在现代化的社会中,学术与文化有时可以是一种“批判的力量”,但这种批判的锋芒并不是专门指向政府的。另一方面,政府对学术与文化则有从旁支持与奖励的责任;这种支持与奖励又往往是和现代化的程度成正比例的。我说“从旁”,其意在强调学术与文化自具独立的领域,政府只有提供经费的义务,而无直接干涉的权力。当然,学术与文化脱离了政治的控制之后还会遭到其他问题的困扰,但是问题的性质已变,是现代的而不是传统的了。

    第二、如果如上面所说,文化重建涵蕴着传统观念与价值的转化,那么,政治与学术思想之间的关系必须作新的调整,即不再是第一义与第二义的关系。根据中国传统的理论,道统本当在政统之上;学术思想较之政治是更具有根本性质的人类活动。然而以实际情形言,政治在整个中国文化体系中却一向是居于中心的位置。传统社会的人才几乎大部分集中在政治方面,便是明证。自汉代经学与利禄相结合以后,学术思想的领域便很难维持它的独立性,而成为通向政治的走廊。从博士制到后代的翰林制,传统的学术机构是附属于政府的,因此并没有自主的力量。大体而论,中国历代的学术是靠少数学者以私人的身份来维持的。宋、明儒者如周、张、二程,朱、陆以至陈白沙,王阳明等人,其学术皆由深造而自得之,不但得不到朝廷的支持,而且还被斥为“伪学”、异端。二程、朱子、阳明都时时忧虑科举会妨害真学术。这尤可见学术领域受政治力量冲击之一斑。传统中国所谓读书人之中,绝大多数是为了功名利禄而读书的。其中偶然也有因*举业而接触到圣人之道,便从此转向学术方面的,但毕竟是太少了。在这种风气的长期熏陶之下,中国知识分子无形中养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价值观念,即以为只有政治都是最后的真实,学术则是次一级的东西,其价值是工具性的。这种观念在近代史上的具体表现便是把一切文化运动都化约为政治运动。不但“五四”新文化运动终结于政治分裂,其他许多规模较小的文化活动最后也都经不起政治浪潮的冲击。另一方面,不少从事于政治活动的人也往往在开始的时候假借学术或文化的名义。换句话说,政治永远是最后的目的,学术与文化不过是手段而已。在这种情形之下,学术与文化是谈不上有什么独立的领域的。因此在今后文化重建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彻底改变看法,牢牢地守住学术文化的岗位。现代中国最流行的错误观念之一便是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政治变迁上面——无论是革命式的或是改良式的。一般知识分子似乎认为只有政治变好了,中国的文化、社会、经挤各方面才能跟着起变化。这种想法的后面不但存在着一种急迫的心理,而且也透出对政治力量抱有无限的信任。后者正是中国传统所留下来的成见。

 

 

    我们今天不禁要问:何以近百年来我们这样重视政治的力量,而在中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政治竟是波折最多、进步最迟缓的一个环节呢?即使是在许多号称追求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我们也往往看不到什么民主的修养。这最足说明政治是一种浮面的东西,离不开学术思想的基础。近代中国政治素质的普遍低落正反映了学术思想衰微的一般状态。

    第三、我想非常简略地谈一谈有关文化重建的实质内容的问题。70年来一切关于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即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之下中国文化怎样调整它自己以适应现代的生活。因此,今天中国所谓文化重建决不仅仅是旧传统的“复兴”问题。近代中国虽屡经战乱,但并没有遭到中古欧洲被“蛮人”征服的命运,在文化上更没有进入任何“黑暗”时代。“文艺复兴”(RP-naissance)在中国的出现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能的。许多人所深为慨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其实乃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蜕变历程。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回顾,这个历程中诚不免充满着非理性的盲动。但这恐怕只能归咎于无可避免的历史命运。因为近代中西文化的接触并不是事先计划好的,而且在中国一方面,更是完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只好接受这个历程是既成的事实,而无须过分地惋惜。文化重建决不意味着我们要回到19世纪中叶以前的历史状态。谁都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所期待的文化重建无可避免地要包涵着新的内容,那么西方的价值与观念势将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事实上,由于近百余年来各种西方的价值与观念一直不断地在侵蚀着中国,中国文化早已不能保持它的本来面目了。现在的问题只是我们怎样能通过自觉的努力以导使文化变迁朝着最合理的方面发展而已。

    提及文化的方向,我们便自然地想到“五四”的新文化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具有明确的方向的思想运动,即所谓民主与科学。今天回顾起来,我们当然不难看出“五四”时代人物在思想方面的许多不足之处。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都不免流于含糊和肤泛。至于他们把民主与科学放在和中国文化传统直接对立的地位,那更是不可原谅的大错误。但是就中国文化重建的方向而言.民主与科学确代表现代文明的主要趋势。“五四”所揭示的基本方向通过60年的历史经验而益见其为绝对的正确。我们稍稍追溯一下。五四”前后中国社会的实际状态,便不能不承认新文化运动在当时确曾发挥了心灵解放的绝大作用,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民主与科学虽然是近代西方的观念,但是它们和中国文化并不是互不相容的。英国的李约瑟曾一再强调中国自有其科学的传统,民主作为一种尊重人性的政治理想而言,也和儒家与道家的一些中心观念有相通之处。因此,我们接受民主与科学为文化重建的起点并不意味著走向西化之路。这里用“起点”两字是表示两重意思:第一、离开了民主与科学的现代化中国是不可想像的事;这是文化重建的基本保证。因此我们今后仍然要继续高举民主与科学的鲜明旗帜。第二、我们已与“五四”时代的认识不同,民主与科学绝不能穷尽文化的全幅内容。道德、艺术、宗教等等都需要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但是并不能直接乞灵于民主与科学。“五四”以来形成思想主流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的观点必须受到适当的矫正。换句话说,文化重建虽以民主与科学为当务之急,然而在民主与科学之外仍然大有事在。

 

 

    今天重新肯定“五四”在文化方向上的正确性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常常看到不少爱护中国文化的人对“五四”的缺点严加谴责并进而否定它所代表的文化方向。“五四”时代的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攻击诚然失之过激,这是不必讳言的,这种激烈的态度也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基本特色。18世纪伏尔泰、狄德罗等人对基督教传统的攻击也同样不免过火。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当时的教会和在社会上流行的种种黑暗的*俗联系起来看,我们便自然会对这些启蒙思想家的激越情绪产生一种同情的了解。连理性主义大师康德都因为有关宗教的言论而受到政府的迫害,其他也就可想而知了。以彼例此,我们在评价。“五四”的时候也必不可由于事过境迁之故而把“五四”的思潮和当时的历史背景完全割裂开来。当我们看到民国初年,北京、上海十七八岁的少女还在“礼教”的压力之下为束婚夫“殉节”时,恐怕只有最无心肝的人才能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辩护吧!康德认定启蒙的精神是:“人必须随时都有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 “五四”的原始精神正是如此,即不受一切权威的拘束,事事都要问一声:“为什么?”

    我决不是无条件地颂扬“五四”的文化运动,更不以“五四”为满足。恰恰相反,我们早就应该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了。但是由于“五四”在学术思想方面缺乏真实的成就,当时所提出的民主与科学到今天还依然大部分停留在理想的阶段。所以在我们要求超越“五四”的同时,我们还得补上“五四”时代未能完成的思想启蒙的一课。

 

 

    文化重建必须建立在对中西文化的真实了解的基础之上。这正是我们几十年来应该从事但是却没有认真进行过的基本工作。中西文化传统都包涵着非常复杂的历史成分,决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得尽的。我们有时为了讨论的方便,不免要用某些简单明了的概念来对中西文化作一种总提式的描述。例如有人说中国文化是静态的,西方文化是动态的,也有人说前者是知足的,后者是不知足的,更有人说前者是德性的,后者是智性的。这种概括式的对照当然并不全是毫无根据的胡说,但是如果运用得不当却最能引致认识的混乱和思想的贫困。“五四”以来好几次所谓“文化论战”都足以说明这种情况。所以就文化重建的主观条件言,我们首先必须调整观念,尽量保持一种开放的心灵,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重蹈以往论战双方那种褊狭武断的覆辙。

    中西思想传统都不是和谐的整体,其中包涵了许多互相歧异以致冲突的成分。中国思想史上早已有儒、释、道的三太系统,而每一系统之内又复有宗派之别。西方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所以情形更是复杂万分。宗教、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从来便各有独自的领域,也各具不同的传统。以眼前而论,西方世界在学术思想方面尤其充满着内在的矛盾和紧张。撇开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两大壁垒的对峙不谈,学术界便有所谓人文学与科学的“两个文化”的冲突,哲学界也有英美分析传统与欧陆的存在主义和现象论之间的争执;在一般思想界,德国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现在正在向主流派的政治社会学说挑战。这一派人特别强调知识的批判性格和解放效能。这是西方式的知行合一的理论,在思想上一部分渊源于马克思所谓哲学的任务在于改变世界之说。甚至在西方思想的核心部分,即知识论的领域内,今天也大有异说竞起的趋势。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的最近发展已相当改变了以往实证论者对“科学”和“知识”所持的那种褊狭看法。在有些识解宏通的哲学家(如普特南,Hilary Putnam)的眼中,文学、人文学、伦理学等也一样具有“知识”的身份,不过与自然科学的知识不尽相同,不能“形式化”(unformalizability)而已。

 

 

    仅仅以学术思想的主要流派而论,中西文化的内部已经是如此复杂,则如何斟酌尽善以消纳西方思想于中国文化系统之中自然是一种不可想像的巨大工程。从前佛教传人中国,从汉末到宋代,经过近一千年的发展才有理学出来总结了思想重建的历史事业。但是佛教不过一种宗教,其最初的影响大体上仅限于信仰方面。西方文化之侵入中国,其冲力及影响面都远非佛教所能比拟于万一。中国人在尚未正式触及西方思想之前,早已在政治、经济各种生活层面上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这种总体性的文化挑战是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遭遇。如果佛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足供参考,那么中西学术思想的真正融合必将是一个长期的发展历程。陈寅恪先生曾说;

    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住,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变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十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陈先生所推测的大方向自然不错,但是我们必须注意:西方思想绝不能简单地和佛教相提并论,佛教的基本立场是出世的,因此与中国思想的主流格格不入。西方思想则千门万户,其中颇不乏精微的人世理论,足与中国的旧说互相印证。尤其重要的是:前已指出,西方文化一开始就撼动了中国文化的根本。百余年来,不但中国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政治制度都发生了基本的改变,而且思想和语言也早已非复旧观。换句话说,中国的思想传统一直在迅速地转化之中,远不像六朝、唐、宋时代那样容易保持“本来民族之地位”了。

 

 

    在步伐快速的现代世界中,中西思想的融合也许不必像佛教中国化那样要八百至一千年的长时期才能完成。但是回顾我们70年来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工作,无论就“整理国故”或“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而言,我们所取得的成绩都还是很有限的。因此这个巨大的工程恐怕决不是短时间内便能够告一段落。献身于学术思想的人永远是甘于寂寞的工作者;他们必须从热闹场中“退”下来,走进图书馆或实验室中去默默地努力。佛教之所以能震荡中国,正是由于有鸠摩罗什、真谛、玄奘等许多大师不断地在那里埋头从事译经的工作。这种工作记载在历史上好像非常热闹,其实他们当时的生活却是隐退而寂寞的。如果我们承认输入吸收西方各种学说是中国文化重建的重要一环,那么这些佛教大师的范例依然是值得我们师法的。但是这种“退”井不是消极逃避;相反的,从整个文化史的观点看,乃是最积极的进取。孔子晚年返鲁编定六经,便可以说明“退”的涵义。汤因比(Arnold Toynbee)论文明的发展曾提出过“退却与重回”(withdrawal and retum)的公式,则尤足与“退而结网”、“退而更化”之意互相发明。佛教虽主出世,但是中国的华严宗却有“回向”之说,可见得“退”就是为了“回”,而且也只有在“退”的阶段中才能创造出“回”的条件。愿以此意,与有志于文化重建的朋友们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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