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主义补课”问题
发表:2016-11-02 16:07阅读:518

苏坚

 

中国艺术、艺术教育要补现代主义这一课”是靳尚谊先生近数年来常挂嘴边的话,这两年借助其个展谈话的机会,更得到大范围传播,直到最近接受南、北两家媒体访谈时,其仍在强调此话及相关话意,颇有点过来人语重心长的味道;但因为他“这一代人”往往都有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过度自信,话里能听得出多少“说教味”——这同时意味着说话者对自身存在的问题可能缺乏自知、自省意识。

 

笼统地理解,这样的话颇符合人们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现状的判断,也是多年来关于现代化的一般论调。但靳先生这话毕竟不是在这个意思上说的,而是有着非常具体的艺术和教育的专业指意。比如,其言:“单从油画(教学)上来说,由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其实是一个标准。不是说传统写实是一个标准,搞现代主义就是另一个标准。上世纪70年代末,我到德国去,特别去了杜塞尔多夫美术学院,他们的学生还在画素描,画解剖。我就问,你们的素描教学有什么发展?陪同我的教授回答:和200年前一样。就这一句话,我全清楚了。就是说,在绘画教学上,基础的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变的是什么呢?风格可以变,表达内容变了,但是原则是永远不变的”,“原则很重要。以前素描教学中的徐悲鸿体系来自法国,讲体积空间,讲解剖,就要分面。苏派油画来了也一样,也要分面,也要表现体积空间,只是有了一个新词,就是结构……所以说,在教学上要看到古典与现代主义之间的连贯性”,“风格和形式的变化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上。基础,就是你的能力,绘画能力,就是这样”,“你看很多搞油画的设计棒极了,比专门搞设计的都棒,因为他懂得造型、色彩、构图,没有这个基础,就去弄装置艺术、行为艺术,那是不行的。”靳先生为了实现这个判断,他任时在央美做了“第一件事,建立了基础部”,“各系的一年级学生都必须经过(基础部训练)这一关,然后分到各系”;另外,“恢复画室制”。

 

总结起来的逻辑链条就是:绘画能力即基础,这个基础原则再具体化就是造型、色彩、构图这些东西,即使现代主义也是连贯了古典主义这些原则的,我搞基础部、画室制就是为了实现这个判断,否则学生要弄好设计艺术、装置艺术、行为艺术等,没门。

 

必须承认,关于什么是基础、怎么训练基础,特别是创造性有没有基础或者创造性本身是不是基础和怎么训练创造性以及基础除了造型技术基础还有思维、思想、理论、方法论等基础之复杂性怎么看,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仍是艺术教育没法以唯一、常规(像我们一直以来强调的写实造型、色彩等)标准回答得了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对美术学院教育的行风、特别是专业领导(因为他们很容易用手上权力将个人判断、认知转变为僵硬的制度)的政纪之要求,“百花齐放”、“支持探索”、“宽容个性”等一定是起码要具备的质地。从这个角度看,恰好央美的基础部建制和做法,是一种违背现代主义、教育现代化乃至学生现代性的举措。把每届刚入学学生全集中起来,由“统一”的一帮教员、按着“统一”的模式和风格(比如红遍全国考前辅导班的“灰甜的央美风”)要求画1年,就能美其名曰打牢基础,可以安心放到专业画室搞艺术去,这听起来有点像神话,简单如此,基础问题就大可不必劳靳尚谊们烦心,遍布全国的考前美术培训班早就提早几年帮他解决了问题,无须再由美院浪费学生1年打磨宝贵青春。

 

另外,尽管画室制也在世界上有些美术学院实行,但更现代的建制是导师工作室制(还不是一般的工作室制)——包括认为必修的基础科目。道理很简单,无论基础学*、专业学*,艺术教育一定是在尊重导师个性、主张、教法的基础之上的,每一个名师、名家必有自己关于基础、专业的理解和教法,并由此导出多元不同的艺术、教育实践成果。艺术教育不会有千篇一律的基础,认为有并被指定、固定出来的也是僵死的基础,这一点在我看到模仿央美“老大哥榜样”而全国各大美院“百家齐开”的基础部之成果时,更是坚信这一判断。我可以在此预言,在扩招热散、艺考潮退、高教反思、时代势必之后,艺术教育需要冷静下来思考质量竞争而不是地大楼高人多的竞争,用不了太长时间,各大美院基础部必解散、分解。据我所知,美院“基础部情绪”已存在多年,教员、学生早出现建制在人心散的局面,但碍于自尊、出于惰性而容忍反现代教育举措长存,如此教育执政真可以长久容忍下去吗?

 

真不知道能画画才能搞设计和现、当代艺术乃至才能搞得更棒的武断式导论是怎么做出来的,是有什么数据和调研支持还是靠经验想当然?是数过世界还是国内艺术、设计名家大师得出的结论?真如此,美院设计专业学生为什么不也在绘画基础部训1年再分回去学专业设计?美院实验艺术学院学生也要训绘画基础1年再学装置、行为艺术?靳先生所理解的造型、色彩、构图基础及原则是仅限于写实(止于印象派)的还是包括现、当代主义的?来自法国的徐悲鸿体系和所谓苏派教学(中国的特色叫法),都是古典主义写实教学体系,其大同小异值得大惊小怪吗?真的相信德国还是“和200年前一样”教?他移脚去参观包豪斯并想清楚为什么有包豪斯了吗?

 

   于此,“补课”还更体现为怎么个认识法、补什么、如何补的关键问题。比如,就与现代主义相关的基础教学这一摊,美院早就有过“补课”的经验教训。美术学院最早引进三大构成等现代、抽象基础训练课程的时候,同样夹杂、延续了我们艺术教育中自上而下、教条化、千篇一律等弊端,学生通过批量化的作业死记硬背了所谓用排比、重复、变异、放射、对称等等“制作法则”摆布点线面的知识点,以此去搞艺术创作、设计却可能实实不知创作、研究为何物。这样的“补课”,等于是局部放大了现代主义的表面形式,而丢失了人性、灵性的实质。以此情状对比在更残酷的弊端里浸淫更长历史、更广范围——想一想其超越美术学院围墙而侵入艺考辅导和中小学艺术教育领域的影响力——的古典主义写实基础教学体系,惨状可想而知:美术学院选拔艺术人才进来,是通过将学生都召集起来放进基础部统一训练的方式培养,其训练程序、内容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时间集中、训练量多而重复,注重的多是技巧,基本都只算熟能生巧……艺术创作却是一种关于“陌生化对象”的专业研究,事者须有更高层次的抽象思维、逻辑推论、观念滤淀、问题分析、真相追认等等深刻理解、题解的能力。

 

  “有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代人的问题。”靳先生此言可以理解。但是,若此话绕开自身能力局限、时代背景限制的“宿命论”含义,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和以积极的态度去要求,自认精英的“这一代人”,是不是也应该有有勇气、有自信去为“这个时代”的改变担责的含义呢?


(本文发表于2016年11月2日东方早报,发表时有改动,本博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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