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痞闻松的“莫须有主义”——对其《政治诗人俞心樵》等的批驳
发表:2016-11-11 18:20阅读:655


闻松

文痞闻松的“莫须有主义”

——对其《政治诗人俞心樵》等的批驳

吴味

 

当闻松和朱其在“闻朱俞事件”中针对诗人兼画家俞心樵及其支持者搞“流氓批评”引起公愤后【“批评底线”的分析请参阅拙文《“流氓批评”与批评底线——从“闻朱俞事件”说起》(以下简称《“流氓批评”与批评底线)】,许多艺术界人士纷纷写微信和文章予以批评和谴责。其他人的文章除外,批评家王南溟写了四篇:《“批评家”的“卧底”办家家:朱其所爱》、《“理论博士”读不懂自己写的?“中国美院”教育竟如此失败?》、《“闻朱”连体博士:以“草狗乱叫”冒充求真》和《网络口水中的“草狗批评”:一种需要逻辑检验的文本事实》;批评家天乙写了两篇《“骂战”套路及方法简析》和《朱其替“骂战”圆场反暴常识漏洞》;我也写了四篇(见吴味的《问题主义》公众号和《艺术国际网》吴味的博客近期文章):《“流氓批评”与批评底线》、《微信群主闻松和朱其是黑/帮帮主吗?——讨论自媒体公共空间问题》、《朱其和闻松的“腐儒痞道”——兼谈当代艺术的“狂狷”错位》和《闻松博士的“体制邪念”》。当然,俞方也有“流氓批评”者,同样需要批评,拙文《“流氓批评”与批评底线》同样一定程度针对他们;但他们毕竟只有零碎的骂战微信,没有正式文章,与朱闻不可同日而语


面对众多强烈批评和谴责,闻松一次比一次更厉害地搞“流氓批评”(包括辱骂),微信不说,在危界:自媒体的兴起与当代艺术批评环境的荒漠化》一文中,闻松还写道:“极少数艺术批评人如王南溟、吴味等人也因个人恩怨参与其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讼棍角色。王南溟及吴味甚至不惜加入骂战和冷嘲热讽行列,编辑公众号直接对我们进行持续的人身攻击,并借助此事件而进行个人炒作,其人性之龌龊已致节操掉一地,非常不堪。”“王南溟、吴味、天乙等极少数批评人也参与其中,但是他们无视我们已经为此写就的三万多字的数篇专文,而只是根据网络口水战及经过夸张的造谣帖,甚至断章取义及追究于网聊中词语运用的准确性来针砭,以及采用完全失实的所谓证据才指责批评的正当性。”(闻松《艺术刀客》公众号2016年10月25日和《艺术国际网》闻松的博客2016年10月26日文章。)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与闻、朱、俞以前只有批评关系,无任何私交,谈何“个人恩怨”?不要把批评庸俗化。另外,闻松所说的“加入骂战”的“编辑公众号”对于我是指我的第一篇文章《“流氓批评”与批评底线》。关于该文是否有“人身攻击”,闻松已经向网管等部门投诉,都没有被认可,说明他完全是无中生有的道德栽赃,其“邪念”我在《闻松博士的“体制邪念”》一文分析得很清楚,哪能说我(其他批评者也一样)是“个人炒作”、“人性龌龊、“节操掉一地”、“非常不堪”呢?这完全是为了阻止正常批评的不顾“批评底线”的倒打一耙的人格诋毁(实际上还有不堪入目的辱骂等真正的人身攻击),这种针对几乎所有批评者的“人格诋毁”闻松无论在微信还是在文章中,简直张口就来、比比皆是。


本来,批评他们的文章就是既针对了他们的微信帖子,同时也针对了他们的长文(闻、朱长文分别近万字和两万多字),只不过没有具体引文具体分析,而是概括性地分析他们文章的荒谬;而且他们的所谓长文,本来主要就是他们的微信帖子的汇编(尤其是朱其的文章)。但闻松还要指责我们无视他们两人的长文。既然如此,加之他们的恶劣长文本来就应该详细清理,我就分别以专文批驳他们的文章


闻松的长文《政治诗人俞心樵——一个伪偶像的江湖行迹》(闻松的《艺术刀客》公众号2016年9月24日文章,《艺术国际网》闻松的博客2016年9月26日文章),四部分,其目的是为了“论证”俞心樵人格道德的假丑恶。以下择重点逐一剖析。


(一)闻松文章第一部分“俞心樵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第一人吗?


闻松想通过批判俞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来否定俞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第一人”和“中国优秀的思想家”,由此进一步说明俞的人格问题。


1闻松因为中国历史上已经有了两个文化复兴运动——即五四时期(1915年-1923年)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和台湾1966年开始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且其“无论是文化体系、思想建设、具体措施和后续影响等都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甚至至今都难以超越。”所以认为俞是把自己不断吹嘘和夸大成了“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创者”。


但是,比较来看,俞心樵他们倡导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显然更多强调文化普世价值的理性启蒙与社会实践,这显然吸收了思想界对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局限性的某些反思,并承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传统,与西方自启蒙以来的自由思想比五四有了更多一些关联,不过确实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传统并无根本性超越,还是带有明显的文化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这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启蒙的根本缺陷;而且俞的这种文化的政治功利主义思想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加之俞作为诗人思维的感性化和零碎化,所以我也一直认为俞的思想比较浅薄,并无深刻系统化的文化思考。但考虑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70多年(尤其是49年以后)的中断,又处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被迫中断的后89时期,而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又是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旨,那么俞说自己是“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创者”——作为新时期的文化复兴运动的倡导者,也说得过去;况且闻松也说“很多人以为是他首倡(文化复兴运动)”,说明并非他自己一个人在自我吹嘘和夸大,也说明某些人说他是“文化复兴运动的开创者”是从阶段性历史的角度而言的,至于他倡导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有没有影响,有多大的成就,则是另外一回事。但不管怎么说,在那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能够提出和倡导一个“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并写出宣言,也是需要有一点文化思想的基础和勇气的,多少也是有一定文化价值的;而且,直到今天,中国实际上仍然处在承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更指向普世价值的新文化复兴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对于超越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文化启蒙(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这个历史过程的重启来说,虽然不一定源于俞的倡导,但至少与他的倡导不矛盾。而彼时闻松、朱其又做了些什么呢?


2闻松说:“俞心樵这份极为简单的倡议和宣言远远没达到中国前两次文化复兴运动的高度,甚至连皮毛也没沾上一点。我甚至认为他压根就没看过前两次文化复兴运动的相关著作。”


这完全是信口开河。一个文化运动的宣言的高度怎么能与另一个文化运动本身的高度相比呢?宣言只是对文化运动的一种大的方面的倡导,文化运动有没有具体成就,达到怎样的高度,那是需要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没有总的宣言又怎么说呢?而且,虽然宣言与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但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有明显的自由精神承继关系,怎么能说连五四皮毛也没沾上一点以及压根就没看过五四文化复兴运动的相关著作呢?再说80年代过来的文化人哪个没有看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书呢?


3更可笑的是,针对《宣言》中的话“中国所有的问题,最主要、最严峻的是文化问题……惟有忠诚地投身于社会实践,才能为改善或最终解决上述问题寻求出更合理的答案和更有效的方法”、“因此不惜牺牲,向危害真理的一切反动势力发起挑战,这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闻松居然说:“文化问题是真理(求真)问题吗?通篇逻辑混乱,大词、妄语及文学化语言满篇飞,缺失对文化复兴运动的文化体系、思想建设及具体措施等问题的针对性和具体性论述,连简单的方案也算不上。而结果更像是一份错误百出、空洞无比的政治声明或宣言。”


我当时就在《艺术国际网》闻松的博客的该篇文章后留言批评闻松:“你对俞心樵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宣言》的批评学理性很差,举一例:你问:‘文化问题是真理(求真)问题吗?’(但)首先俞心樵没有‘是’这么说,第二文化问题不关真理(求真)问题吗?可以说你完全没有看懂俞心樵那段话!批评论证要小心啊!”显然闻松不明白文化与自然科学一样也有“真理(求真)”的问题,不完全是审美问题;何况俞的宣言是说“向危害真理的一切反动势力发起挑战”,并没有涉及文化是不是真理(求真)问题。所以闻松留贴回答我:“不见得”。但奇怪的是闻松为什么又要将正文的“文化问题是真理(求真)问题吗?”这句话删掉呢(不过他在《艺术刀客》公账号发的该篇文章无法删掉,留下了痕迹)?而删掉这句话后,闻松唯一指出的《宣言》的逻辑问题也没有了,那如何能够说“通篇逻辑混乱”呢?另外,一个运动的宣言又如何对文化复兴运动的文化体系、思想建设及具体措施等问题进行针对性和具体性的论述呢?这种论述是运动实施方案而不是宣言,作为常常需要鼓动性的宣言,“大词、妄语及文学化语言满篇飞”也是可以理解的,它怎么能像“方案”一样呢?何况俞的《宣言》也不一定算得上“大词、妄语及文学化语言满篇飞”,它还是有明显针对性的(下述)


4针对整个《宣言》闻松说:“而结果更像是一份错误百出、空洞无比的政治声明或宣言。”“短短两千字左右的宣言充其量就是一个生活在温饱线底层的边缘诗人的政治幻想,充满想象性和不着调的虚妄念头。而这样语义极其混乱的宣言如果能称为‘文化复兴运动’的话,中国的文化运动该有多浅薄和廉价。”“他不过是借这种幼稚不堪的挂着‘文化复兴’羊头的宣言来推销他堪为狗肉的极不成熟的政治理念”……


但首先,《宣言》到底怎么个“错误百出”?闻松却一个也没有说出;其次,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解读《宣言》,也不能说是“空洞无比”、“充满想象性和不着调的虚妄念头”和“语义极其混乱”,它的针对性还是明显的,尽管没有理论思考的系统性,那种“政治幻想”实际上是类似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功利主义”而已,且一个文化运动是否浅薄和廉价并不主要取决于《宣言》(上文也述及);再次,也不能说他的“文化复兴”是挂羊头卖狗肉,因为他《宣言》谈的确实与新文化启蒙有关。


5闻松不认可俞的《宣言》,由此攻击俞伪造自己的“中国优秀的思想家”简历(百度词条“俞心樵”)。但一个文化人写出了他自己认为、别人也认为比较有思想性的文本(包括很多思想性访谈文本),他自己说自己是“优秀的思想家”有什么不可以呢?你可以不同意,也可以批评,但不能说他是“伪造”简历,这完全可能是一个认识问题,无法确定就是一个道德问题;即使是道德问题,也没有多严重。你闻松不是同样在自己的《艺术刀客》公众号文章后简历上说自己是“知名艺术家、评论人”吗?“知名”就是优秀嘛,那闻松是“伪造”简历嘛?


6而闻松攻击俞“自吹说他的思想极大地影响了刘·晓//波等人及后来的‘零/八/Xian章’”,这完全是一个无法证伪的事情,毕竟俞的《宣言》强调了文化普世价值的社会实践,而且时间很早,不能因为刘·晓//波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就认为刘·晓//波绝对没有受过俞的影响,有时候影响只是重要思维节点上的瞬间的启迪。


7最无法让人接受的是,闻松对俞的《宣言》的解读完全牛头不对马嘴(见以上分析。到底是能力不行还是有意为之?),却还要把俞有关《宣言》所做的事情不仅仅进行道德审判,还要把道德审判极端化:“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仿佛俞一开始就是“坏人”。结合闻松嘲笑俞是“受教育程度较低”、“小学毕业学历”、“流浪诗人”、“很早就出道混社会”、“文艺青年北漂”等等,这种非白即黑、且涉嫌出身论、身份论、阶层论的野蛮道德审判,简直令人发指?


(二)闻松文章第二部分“‘我们永远可以找出真相,你愿意吗?’——俞心樵的强奸罪迷云及真相探究”


闻松想通过探讨俞强奸案的真相,来审判俞将强奸案说成是“政治迫害(即冤狱)”的道德之恶。我曾经也在微信说过,如果俞强奸案确实是真实的,那俞的“政治迫害”说法肯定是道德之恶,但首先必须证明强奸案的真实性。令人遗憾的是,闻松的文章在证据与逻辑上并没有显示证实的有效性(以下分析不是要否定强奸案的真实性,只是要显示闻松证明的无效性,强奸案和“政治迫害”的真实性只能是待考)。


其实闻松的所谓证明与其大量微信帖子一模一样,根本就不能成立。


1、闻松认为,如果是冤案,为什么一直未正式申诉(伸冤)?不伸冤,就是默认了强奸罪名的法理存在。


但这种逻辑完全不通:首先,到现在未申诉(指法律申诉),不等于永远不申诉;其次,影响申不申诉的原因很多,不一定就是本来不是冤案而无法申诉;其三,如果确实是“政治迫害”,那在现在的中国自由窘迫语境中,申诉有效吗?考虑到这种情况,可能也一时也不宜法律申诉,而只能搞搞舆论申诉。但奇怪的是闻松在文章快结尾部分又说:“2001年7月俞心樵以‘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开创者(注意:俞的自夸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和无视)的身份给当时国家领导人江、贾等,希望当局来调查他被‘绑架入狱的冤案’并渴望‘派员或医疗小组’来看望他。”这不就说明俞在狱中就开始“政治迫害”的申诉了(一定程度带有法律申诉的性质),而且申诉规格很高,并不是出狱后为了面子随便说的。闻松说了后面忘了前面。


2、闻松认为,为什么俞不以“俞氏之心机和狡黠”,利用多次出国机会(包括在美国会见达/赖/喇/嘛)将“冤案”诉诸国际媒体,通过外媒压力为自己“强奸冤案”正名?不如此,他的强奸案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这是什么逻辑?利不利用外媒为自己伸冤其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比如觉得自己影响力不够、怕遭受更大打击、甚至怕麻烦等等,未必一定是其强奸案就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3闻松说:“经过俞心樵当时的多位朋友如诗人M、W、Y、X、A等证实,当年俞氏强奸犯罪证据确凿、事实充分。1999年他确实因强奸了一位有点他粉丝意味的女记者而入狱。据悉,当时那位女士在酒后被俞奸污。而这位女记者根本不是俞的女朋友,因为当时俞有同居女友叫**。案发后,俞和他的女友波波一同被抓,因为据说强奸是当着**(女友名字)的面发生的,而**央求俞戴上安/全/套而俞未肯,**是作为同案犯被捕的。也许俞氏并不把强奸她人当做是罪而当作是文学青年的偶尔放纵或性的解放,正如他在狱中论及此事时所说‘我的所作所为,或许有助于某种新的道德和伦理观的形成’(2001年给姜涛的信)”“2015年纽约时报对他的采访中他还大谈他和成某女是恋爱关系,那当时他的同居女友波波算什么?”


这两段话极为混乱,不知闻松为何要写?朋友证实的显然是指官方已经审判的“强奸案”,而不是否定“政治迫害”,朋友并无法律效力说“证据确凿、事实充分”;而且,女记者是俞的粉丝,强奸时女友当面,且“央求俞戴上安全套而俞未肯”,而俞又说“有助于某种新的道德和伦理观的形成”,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他们三人之间的特殊关系。从逻辑上说,有自己的女友在场,强奸很难实施,女友完全应该、也可以阻止(甚至暴力阻止)强奸罪的发生,否则女友就可能涉嫌同案犯,但为何女友却是“央求俞戴上安全套”呢?仿佛俞与她们都是某种程度的情人兼性开放者(现代社会三角恋爱性开放者多的是)。但无论如何这段话无法证明强奸案属实,更不能证明不是“政治迫害”。


4闻松说:“在公/安机关获取的人证物证面前,俞承认了所有犯罪事实。”但中国的司/法公信力很好嘛?审判一定可信吗?俞真实“承认”了吗?是如何“承认”的?闻松阅读过全部案件档案吗?档案就一定可信吗?


5闻松说:“(俞)他忘了此案中一个重要的人物、强奸罪的苦主(受害人)成某女。作为中国某报的资深记者,成某女一直到这两年仍然在报社工作。最令人痛心之处在于当年活脱脱一位年轻貌美的女记者因被俞某人暴力强奸而可谓是余生尽毁,心理阴影终其一生也挥散不去,至今影响到她的生活。据熟悉她的知情人透露,她的性子都因此变得非常怪异……”


但这段话完全无法证明强奸案的真实性。如果是“政治迫害”的冤案以及是非“政治迫害”的冤案,成某女同样可能“余生尽毁”。


6闻松认为俞造谣自己的强奸案是“绑架入狱”、“美人计”、“绑架入狱”、“钓鱼执法”、“与女友做爱被陷害成强奸”等等,是“根本不管说辞是前后相符还是互相抵牾,一切以他个人利益而改变说辞”。


但首先这些说辞闻松没有提供证据证明是俞说的;其次显然这些说辞并无内在矛盾,完全可以是同一事情的不同针对性说法,这很容易理解。所以并不能证明不是“政治迫害”。


7闻松说“2001年3月俞心樵在狱中给他的朋友姜涛的信中,曾对他的强奸罪行做出事实上的承认及自我反省,尽管用的是春秋笔法,也能从他言辞的前后矛盾,推断出事实真相。他说‘我自身的错误与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次牢狱之灾就部分地说明了问题。我必须引咎自责’”想以此证实俞的强奸案。


但闻松接着马上说:“根据俞多位朋友证实,俞氏好色风流是众所周知的,他喜欢打着‘民主斗士’和‘著名诗人’的旗号追求女人,利用他人对他昔日‘**人士’身份的仰慕而沾花惹草。连他本人都自称是‘生性风流的绍兴佬’(俞狱中日记),承认‘就本性而言,我是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人’(同上注)。”这不是反证了俞给朋友姜涛的信的那段话不是“承认”自己的强奸罪吗?男性以自己的声誉让女性“仰慕”而“好色风流”、“追求女人”、“沾花惹草”,怎么会是“强奸罪”呢?


8闻松说:“当局对民-运人士的判刑方式,也是分阶段的。在1990年代-2000年代这20年中,魏京生、刘-晓波等著名的民-运人士都没有栽赃罪名或污名化,而直接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判刑。俞心樵在民-运人士中属于小角色,当局不可能对他另眼相看,况且当时也没有其他类似案例。而直接以煽-颠罪入刑在1990年代更是非常普遍,并非如有些人想当然地比照近年来栽赃其他罪名或污名化的方式。”想以此证明俞的“强奸案”属实。


但“非常普遍”不等于“全部”,以俞的“好色风流”,又可能碰巧遭遇三角恋爱的说不清的怨,有关部门顺势、又很隐蔽地以“强奸罪”治一治他(煽-颠罪反而抬举了他而没有很大必要),也不是没有可能。


我已经对闻松俞强奸案的主要证明方法逐一进行了剖析,可以说闻松的所谓证明完全是以官方定案就是属实的思路进行的,其在法学上的证据与逻辑的荒谬不堪(有的甚至谈不上证明,而是直接认可官方强奸案属实的陈述),令人惊愕!以这样的荒谬不堪来对俞进行道德审判,又有何居心呢?是的,俞的强奸案是公德而不是私德问题,如果“强奸案”属实,其“政治迫害”的说法那当然应该进一步进行道德批判,但当无法证明其“强奸案”属实以及“政治迫害”不属实,却反复以仿佛是铁案的“强奸罪”来攻击他的有关“政治迫害”的言行的道德,难道不是一种野蛮的道德审判吗?


(三)闻松文章第三部分“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与中国现代‘三民’路之艰险”


闻松直接攻击俞“俨然是洪教主”,“利欲熏心”、“到处招摇”、“蝇营狗苟”、“阴谋算尽”、“弄虚作假”、“夸大其词”、“欺骗良善”、“蒙骗钱财”……


但首先,闻松攻击俞是“洪教主”,那俞通过违法或宗教式精神控制他人没有?而且,俞成为你们所谓的“教主”,难道没有你们之前对他的吹捧(有文本证明)的作用吗?其次,闻松攻击的这些有什么证据?何况唯利是图是人的本性,为现代社会所包容,只要不违法都是容许的,俞违法了吗?可以批评道德不高尚,但不能说他多么丑恶。其,企业老总余某愿意以20-30万/幅左右的价格收藏俞的画,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无权干涉,这完全可能是一个认识问题,你可以批评,但不能说俞昧着良心,更不能说“商业欺诈”。其,指责俞的画是“枪手代笔”,闻松尽可以拿证据揭露和批评,不要道听途说,但绘画代笔在当代艺术圈已经是一个普遍性现象,不能说俞一个人多么丑恶;何况,俞的绘画是有一定观念性的,观念性绘画一定程度代笔是可以的。闻松先搞清楚俞“代笔”的具体情况再来道德审判也不迟。如此,又怎么能说俞的行为是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呢?


(四)闻松文章第四部分“俞氏表演与宋庄艺人炒作模式”


闻松攻击俞善于“炒作”自己:

1指责俞不该利用会见达/赖/喇/嘛的机会做一个3000多字的近一个小时的发言(应该要不了一个小时),并借此在国内媒体大势宣传。但闻松怎么知道达/赖/喇/嘛只想让他说两句呢?而且达/赖/喇/嘛和主办机构以及现场媒体自己都没有表示出不满意(有报道吗?)你闻松什么不满意的?再说如果媒体不感兴趣,他大势宣传吗?这也是他的错?你闻松在“523当代艺术思想论坛”不是一样抢着发言,怎么媒体不大肆宣传你呀?


2指责俞在朱其在欧盟大使馆策划了名为“弱势”的艺术展览上,抢风头发言很久(具体时间闻松没有说),超过了告诉他的5分钟。但本来那个展览就是一个并无严格规范性的展览(看不到严格规定各项事务的策划文本,哪里能够看出告诉了俞发言5分钟?),又只有一个艺术家发言,超过一些时间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这在道德上有多大问题呢?


俞心樵作品


3指责俞在狱中写信给朋友希望呼吁他早日出狱和获取诺贝尔奖。但这都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值得道德指责呢?难道一个人想早一点出狱和想得诺贝尔奖也是道德丑恶吗?


4指责俞“当形势有利于他时,他会以一个‘民-运人士’的面目出现,赢得人心。当形势不利于他时,他就说出狱后早就不介入政治而专事文艺创作。”难道这种可能出于安全考虑的策略选择也是道德丑恶吗?


5我确实说过俞“思想浅薄,极善表演”,但这只是说他的一种很自恋、很善于表现自己的行为方式,并非说他道德多么丑恶。


俞心樵《盲文系列》


以上我以极大的耐心分析了闻松对俞的道德攻击,这种攻击缺乏基本的证据与逻辑,甚至缺乏常识,完全是一种突破“批评底线”的野蛮道德审判,它实际上是一种在文革登峰造极的文痞的流毒。这不是说俞没有任何道德问题,更不是说不能批评,而是说批评要心存善念和方法科学(讲究证据与逻辑)。如果闻松(还有朱其。另文讨论)这样的野蛮道德审判因无法在学理上被驳倒而在伦理学上被合法化,或虽然在学理上被驳倒但由于没有遭到普遍反对而被事实上默认的话,那我们任何一个文化艺术人将是十分危险的,将随时可能遭受到尤其是闻松、朱其这样的所谓“批评家”的“道德假丑恶”的攻击,以他们完全不顾“批评底线”的文痞批评方法,他们想“灭”谁就“灭”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艺术界岂不成了黑社会?批评生态恶化不堪设想!


闻松对俞进行野蛮的道德攻击,将俞的行为以及人们对闻松攻击的不认可说成是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但从表面形式上看,闻松的文痞作风倒是真有点“马基雅维利主义”,以为为了批评俞的所谓“假丑恶”,就不顾批评的起码科学性(证据与逻辑)。但考虑到闻松作为所谓“批评家”,批评方法拙劣得令人无法理喻;结合此次事件中闻松对任何批评者的完全不顾“批评底线”的道德攻击、人格诋毁和人身攻击,那从本质上说,就恐怕不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而是目的和方法都不顾正义的“莫须有主义”了。

2016年10月30日定稿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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