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为何要删改《越缦堂日记》
发表:2017-03-15 22:18阅读:159

检视《越缦堂日记》稿本与商务印书馆版影印本,结合蔡、李两者的交往,感到蔡元培所删《越缦堂日记》与李慈铭涂改自写日记皆有原因,不宜妄加非议。

在“晚清四大日记”的两种主要说法中,清末学者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均位列其中。这部日记在作者生前即已蜚声士林,死后更是倍受荣哀,经蔡元培整理出版之后,《越缦堂日记》风行海内,毁誉不绝,成为最引人瞩目的清末日记文献。

李慈铭(1830—1894),原名模,字式侯,后更名慈铭,字爱伯,号莼客,别号柯山子、桃花圣解庵主、白华绛跗阁主等,晚署越缦老人。浙江会稽人(今绍兴),著名藏书家、学者,文史造诣深厚,著述甚富,最令人称道的即是积四十年心血而成的《越缦堂日记》。李慈铭在洋洋数百万言的日记中,对朝廷政事、文史考订、诗文著述、日常生活、人物月旦等皆有详说,论事评人往往率性直言,特别是读书心得所记内容尤为丰富,历来受人推崇。《清史稿》曾有评论:“慈铭为文沉博绝丽,诗尤工,自成一家。性狷介,又口多雌黄。服其学者好之,憎其口者恶之。日有课记,每读一书,必求其所蓄之深浅,致力之先后,而评骘之,务得其当,后进翕然大服。”其狷介之例主要是《越缦堂日记》中的人物月旦之语,成为人们诟病李慈铭的内容。

李慈铭逝世后,李氏后人和蔡元培、缪荃孙、沈曾植等人积极为《越缦堂日记》的出版而奔走联络,历经曲折,终由蔡元培亲自整理后由商务印书馆于1920年出版《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1936年再由商务印书馆推出了《越缦堂日记补》十三册。前后出版的日记均以影印形式出版,蔡元培对其中文字作了删节。蔡究竟删了什么?为什么删节?似乎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近日为了筹办“心曲传真——上海图书馆藏稿本日记展”,我检视了《越缦堂日记》稿本与商务印书馆版影印本,结合蔡李两者的交往,感到蔡元培所删《越缦堂日记》与李慈铭涂改自写日记皆有原因,不宜妄加非议。

越缦堂日记》稿本大多分藏于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是蔡元培整理影印时的底本,保留着当年他亲笔书写的签条。上海图书馆所藏稿本共十五册,记事起于咸丰四年(1854)春三月十四日,讫于同治二年(1863)三月三十日;并附《大事记》,起讫时间为从道光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李慈铭出生)到咸丰四年二月(重抄稿增补至十一月)。其中有重抄《甲寅日记》一册,《丙集下》传录本一册。《甲寅日记》《庚集中》《庚集下》《庚集坿辛集上》《辛集上》《辛集下》《壬集》书衣及《乙集》卷端均有作者自记,《庚集中》书衣有周星誉题记。分装两个云头式锦祾函套中,是上海图书馆装具最考究的稿本日记。这十五册稿本日记时见李慈铭涂抹改易的墨迹,蔡元培的删除签条偶有所见,现录之如下(以下蔡氏签条按张分列):

《乙集》咸丰五年正月初八日:第十二行去“畜产”二字。

《乙集》咸丰五年正月初十日:第一行、第二行均去“畜产”二字。第三行去“蝮”字。(图②)第四行去“畜产”二字。《乙集》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第九行去“之谦”二字。

《庚集中》咸丰十年三月十八日:第六行去“厚川”二字,又去“淳”字。

《庚集末》咸丰十年十月二十一日:第九行去“慧妹慧妹”四字。

《庚集末》咸丰十年十一月初二日:第一行去“素无赖喜导人为讼不齿于乡”十二字。

第三行去“适是为暴”四字,又去“皆阴险诈”以下十七字。

第四行全去。

第五行去“耳”字。

《庚集末》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四行、第五行均去“宝田”二字。

《庚集末》咸丰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第八行去“惛弱疲敝”四字。第九行去“皆粥饭僧之罪人也”八字。

《辛集上》咸丰十一年二月初一:第二行去“五楼五楼”四字。

第四行去“五楼”二字。

第九行去“五楼”二字。

《辛集上》咸丰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自第三行“王素为害乡”至第五行“可诫也”全去之。(此处蔡笔误,应为第二行,图①)《壬集》同治元年九月敍言:第一行去“蜮”字,去“季贶”二字。

《壬集》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第四行去“季尪”二字。

第五行、第六行去“叔云”二字。

《壬集》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第六行去“蜮”字。

蔡元培在上列签条需删的文字旁均划圆圈加注提示,商务印书馆在出版时对此皆作留白处理,以致人们非见原稿而不知原貌,留给了世人许多想象空间。虽未对《越缦堂日记》全部检阅,但从现存的部分蔡氏手书签条来观察,所删文字主要是谩骂之辞和人称。所以,从表面看,蔡元培是在以编辑的角色进行文字的加工处理,实际上其中蕴含了他对李慈铭深厚的感情。

李慈铭与蔡元培均是从绍兴步入京城的晚清进士。蔡元培对李慈铭这位乡贤前辈满怀敬意,而李慈铭对蔡元培的才学也颇为赏识。在他们两人的日记中均有交往的记录。光绪十六年(1890)蔡元培赴京参加会试时,慕名拜访了李慈铭,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曾写道:“莼客先生是我在徐氏的时候常常读他的诗文与尺牍,又常听杨宁斋先生讲他的轶事,所以到京后,最崇拜的自然是他了。”而李慈铭对此次相见也在《郇学斋日记》中记下了“同邑新举人蔡元培来,……蔡年少知学,古隽才也。”(闰二月十三日日记)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月廿八日,28岁的蔡元培被光绪帝授予翰林院编修后次月“应李慈铭之请,教其嗣子李承侯,塾课每月讲《春秋左氏传》十余行,每旬课试帖诗一首。当时,李兼主天津问津书院,并代其评阅该书院课卷”(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6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从李慈铭死后,蔡离任塾师而“移居南半截胡同之山会邑馆”(蔡元培《自写年谱》)判断,蔡应是住家教师,虽然仅有半年时间,但彼此关系密切,间有作诗唱和与邀饮。此为蔡元培阅读李氏日记提供了便利。《蔡元培日记》中从光绪二十年六月初七日(7月9日)起始见“读《郇学斋日记》甲”的记载,也有人借阅李氏日记的记录(图③)。对于李慈铭逝世,蔡元培十分伤感,在当时致陶濬宣的信中云:“越缦先生榇已于前五日回南,凌晨往送,惟见吴、鲍两先生而已。翟公死生之感,羊昙知己之痛,百感交集,黯然销魂。”(见《蔡元培年谱长编》第一卷,78页)李蔡之间的同乡师谊情分,使蔡元培对《越缦堂日记》尤为推崇,也深知李慈铭出版的愿望,并为之尽心效力,从“光绪甲午之冬,先生去世未久,其子承侯受沈君子培之敦促,欲先刻日记,属余分别签识,付钞胥写之,甫竣,承侯即携以南归,未及校”(蔡元培:《刊印<越缦堂日记>缘起》)。直到1919年“五四”之后,蔡元培被迫离京南下杭州时,与商务印书馆落实出版方案后,再次亲任审稿编辑之责。据李慈铭《孟学斋日记》甲集敍言,“先生本意,自甲寅至壬戌十四册(家藏者实只十三册,沈悦名君寄来半册,尚缺半册也),取其考据议论诗文踪迹稍可录者,分类孴之,以待付梓,而其余则未可公布。”(同上)由此可见李慈铭的设想是出版选编本,其余“或投之烈炬,或锢之深渊,或藏之凿楹”(李慈铭:《孟学斋日记》甲集敍言)。他自知“平生颇喜骛声气,遂陷匪类而不自知。至于接牍连章,魑魅屡见,每一展阅,羞愤入地”(同上)。于是,李慈铭在世时对所写日记开始“更编甲乙之次”,涂改早年的失当之语。据他在光绪二年二月初六日的日记所载:

偶取庚申《日记》检一事,因将其中怒骂戏谑之语尽涂去之。尔时狎比匪人,喜骋笔墨,近来暂一翻阕,通身汗下。深愧知非之晚,然言之玷尚可灭,弁之愆不可磨。幸清夜自思,犹知依循名义,拘牵绳检,无大过于身。今去此谰言,便觉心目为之一快,附记于此,以警将来。

所以,《越缦堂日记》上涂改的墨迹随处可见,这也正说明日记只是有待定稿的草稿。但李慈铭却常将日记借与他人阅读,在当时已被传抄,因此,对于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誉之者给予了由衷的敬佩,非之者也发表了讥讽之言。刘体仁对李慈铭在日记中的骂人之语特作了如下概括:

谓左湘阴为“耄昏”,李高阳为“要结取名”,阎朝邑为“兽心狗冠之徒”,张南皮为“佥壬祸首”,张丰润为“妄人”、为“宵人”,陈闽县为“轻险之士”。又谓南皮、丰润为“鼠辈”,闽县之劾张靖达为“狐埋狐搰”,王湘绮为“江湖佹客”,吴愙斋为“吴下书画清客”,赵撝叔为“妄子”,于晦若为“风狂”,周星诒兄弟称为“周蜮”,犹以为有怨也。(《异辞录》卷三)

蔡元培十分清楚《越缦堂日记》的状况和李慈铭对日记的处理方法,也了解社会上对日记的批评意见。在《越缦堂日记》的出版过程中,他虽然采纳了钱玄同等人照原稿影印的劝告,但还是作了必要的文字处理,这与李慈铭生前涂改文字的意图正有相通之处。如果天假人寿,李慈铭也许还会继续涂改他的日记。

蔡元培1919年7月在杭州整理《越缦堂日记》时曾作《读<越缦堂日记>感赋》,由衷地表达了对师辈李慈铭的尊崇:

卌年心力此中殚,等子称来字字安。岂许刚肠容芥恶,为培美意结花欢。史评经证翻新义,国故乡闻荟大观。名士当时亦如鲫,先生多病转神完。

《越缦堂日记》出版后,蔡元培曾表示:“有此结果,后死者之责,稍稍尽矣。”在此,我们不难理解蔡元培删改李氏日记的一片用心了。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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