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型画家的“两剂药”
发表:2017-08-13 15:55阅读:87

 

何卫平

东汉王充在《论衡·逢遇篇》讲述了一个站在路边哭泣的老人:

人或问之:“何为泣乎?”对曰:“吾仕数不遇,自伤年老失时,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对曰:“吾年少之时学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后主又用武。吾更为武,武节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尝一遇。”

这则故事勾勒了时代风尚同个人际遇的错位,诉说了个体在历史背景中的自我选择与被选择的关系。“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生存法则,同当下“强势话语权”所引发的后果类似,即话语权的核心掌握者的个人趣味所形成的利益导向及危害。当下美术界的“强势话语”就是一个颇具社会学与心理学价值的案例。

有“好心人”整理了中国历代书画大家详细的身份背景,得出一个貌似合理的结论:“不做官就无法成为大画家”。这个过于浅显的结论为大量的“官员画家”站台立威,符合强势话语所引发的屈从效应,却忽略了促使官员从事绘画的成因及从官与绘画的次序分析。

首先,古代画家同官员的身份普遍重叠,主要集中于山水画家群体,如:李思训、董源、郭熙、米芾、赵令穰、赵孟頫、董其昌、王时敏等。这种现象同士人的家国使命息息相关,同时是隐逸文化的直观体现。唐以后,士人的家国观念受到政治现实的逐步冲击,士大夫“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白居易)。其核心价值“隐”决定了对山水田园的空间寄托。因而,山水画、田园诗是其“托物言志”的核心,也是构成其精神慰藉的一味“调节剂”。

其次,传统士人普遍在《四书》《五经》的教育观念下成长,从政与处事之道及对“文以载道”的使命感构成其从政前的核心价值观。而现实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生态与他们前期的价值观必然发生严重冲突。以此推论,宋以后的官员普遍存在程度不一的精神分裂综合症。因此,“有酒且酌,无酒且止。清茶一杯,好香一炷。闲谈古今,静玩山水”(赵孟頫)成为时尚。同类语境下,绘画连同茶、酒、香、禅一并构成传统士人心理综合症的“药单”。

再次,多数官员型画家多是从政一段时间以后才才开始*画,说明其前期没有空暇或并不需要借助绘画的“精神治愈”途径来抚慰心理。进入职场的中后期,才不得不“弄墨挥毫,宣泄胸中戾气”。元代以后,随着官场高压的加剧,官员型画家往往开始“不务正业”,部分人选择脱身成为一个职业型画家或书家,美术史对他们的身后评论变得大同小异,如“解绶挂印,寄情丹青”云云。

伊波利特·丹纳针对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提出能欣赏和创造第一流绘画的人应该具备“懂得欣赏”“领会愉悦”“静观默想”。中国同时期的士人阶层,也正是以欣赏、愉悦、静观、默想等准则来实现以图像(绘画)、文字(诗词)来理疗身心、平抚失落,在交通不便的年代,追求“卧游”的虚拟体验。

时下,官员型画家多属于5060后,他们的教育成长和价值观的形成处于国内教育、政治、文化的变革期,其步入职场又恰逢经济建设时期。在今天图像泛滥、娱乐多元、交通便利的背景下是否需要以“绘画”来进行精神或心理治疗值得商榷。需要警惕的是,官员同画家的混搭,是一种强势话语的组合,也是特定时代下的“权利经济”,这一模式复制到任何领域,均能满堂喝彩、名利双收。那些略谙此道、初涉笔纸者或以官员之名拜师学艺,或以画家之实寻求官运,共同经营其名利江湖。对不明就里的大众及特定市场,美其名曰:自古画家皆官员,以此确保其合法性及“历来如此”的惯例延续。只是,他们不清楚古代官员的书画是自制的“良药”,今天或许是明投的“毒药”,至少是荼毒文化之药吧!

王充隔空安抚老人家“仕宦有时,不可求也”;借曰:丹青有时,亦不可强求矣。从“画而优则仕”到“仕而优则画”的双向滚动式经济路径,宜适可而止,以免年老离休后,遭时人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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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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