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强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艺术学研究、文学写作、美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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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永强 | 文革“伤痕”的追索
发表:2017-11-04 04:49阅读:1559

——1980年代的美术思潮与美术传播(四)

 

“伤痕美术”,不仅是1979和1980年代之交新时期美术创作的主流,也是当时美术传播的一个焦点。1979年第1期,《美术》杂志率先发表了反映天安门事件的美术与诗歌作品。接着,一大批伤痕作品在国内美术报刊上接踵而至。主题涉及红卫兵运动、武斗、批“走资派”、反“臭老九”、知青下乡、张志新事件、天安门事件等“文革”史实。如高小华的《为什么》(图1),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王川的《再见吧!小路》,何多苓、唐雯、李小明、潘令宇合作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邵增虎的《农机专家之死》,张红年的《发人深思》,陈宜明、李斌的《“舍得一身剐……”》,张平杰的《悟——血泪洗亮的一代人的眼睛》,陈宜明、刘宇廉、李斌的《枫》等。


  《美术》1979年第7期的“读·作·编”栏目发表的油画作品《为什么》(图2),是取材于红卫兵武斗的一件颇具悲剧感和反思性的作品。作者高小华时为四川美术学院77级油画班学生。他写给编辑部的一封信也一同被发表。[1]在这封取名为《为什么画〈为什么〉》的信中,画家交代了他的创作动机:“我们这一代人有权利和义务来发言,来记载这一历史事实。……让后一代人记住这个血的教训——历史悲剧不能再重演了!”这是“伤痕美术”的创作者第一次通过国内权威美术刊物公开传递声音,披露创作意图。信中同时讲到这件作品如何经历曲折,才获得《美术》杂志的重视、争取到发表机会的。信的开头写道:“随信寄去我创作的油画《为什么》的照片。去年九月份,它还是素描稿的时候,曾托人转给你们提意见,但没有得到积极的支持。不过我还是坚持把它画成了油画。”《美术》杂志把高小华的信连同作品一起发表,侧面证明了该刊编辑对《为什么》一画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说明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伤痕美术”现象了。紧接着,9月份出刊的《美术》1979年第8期便发动了对连环画《枫》的讨论,从而,一步步把读者们引向正视“伤痕”和反思悲剧的艺术情境和思想氛围中了。



图1 高小华《为什么》彩色版



图2 高小华《为什么》,油画,《美术》1979年第7期,第20


随着张志新事件的平反,“伤痕美术”获得了一个特别题材。《美术》1979年第7期就发表了关于张志新烈士的纪念文章和雕塑作品[2]。到该年第9期,该杂志又开设了《学*张志新美术展览作品选》专版[3]。如果说第7期发表的作品仍然在用“耍大铁链”式的英雄形象,证明了作者的构思距“高、大、全”模式并不遥远,那么,第9期的作品就有了明显的改善。同期发表的何溶那篇著名的《美术创作的伟大转折》,便将本次展览作为代表新时期美术伟大转折的一个突出实例[4],赞其在创作思想、表现方法上有重要突破,说它们“是向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以及他们的现代迷信作了一次有力的抨击。”不难看出,何溶强调这些作品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是为了在“伤痕美术”的范畴中为它们留下位置。

 

此外,本期还有一则《读画札记》,在“向后看”与“向前看”的价值关系上,对“伤痕美术”的现实意义提出了思考[5],与上一期栗宪庭论连环画《枫》的文章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由此可见,紧随上一期,在事关“伤痕美术”的传播话语中,《美术》杂志再次表明了立场。在同一期的“读·作·编”栏目中,我们还可读到木刻漫画《无题》的作者郭常信1979年9月16日写给编辑部的一封信[6]当时,郭常信任职于辽宁美术馆,他创作的《无题》,原名为《“生前好友”》(图3),是有感于“整张志新烈士很凶的某些人升了官,现在却无自谴之意,居然在追悼会上以‘生前友好’的身份出现”而作的讽刺画。作品在送省市展览和省报发表时,被一再否决,最后由作者本人带到北京才终于被允许参展。在这封来信中,画家讲述了他送展作品遇到的麻烦,最后说:“我觉得这并非是我个人一张画的命运问题,而牵涉到美术领域的一个没有很好解决的理论是非问题,和当前关于《歌德与缺德》一文的讨论直接相联。因此,我冒昧建议美术杂志能否以发表《为什么》和《狗》这两幅画为引线,开展一下关于这种创作题材的讨论,彻底扫清林彪、“四人帮”在美术领域中设下的重重思想障碍,冲破禁区,让美术真正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让美术园地百花盛开,不再会有我的版画《无题》所遇到的那样的不幸。”这段话大约能够间接地道出本期《美术》开设“读·作·编”栏目的动机所在了。而在同一期上栗宪庭撰文力主对《无题》一画和作者的观点表示支持,则强化了这样的编辑用意。栗宪庭认为,《无题》兼容漫画和宣传画的长处,以“单纯、强烈、打动人心的效果”,揭露了那些“用烈士鲜血把自己往美里打扮”的人,有战士般的胆识。文章写道:

 

《无题》打开了一个新的禁区。因为“四人帮”虽然被打垮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四人帮”造成的历史倒退给社会的创伤,并没有愈合;应该看到,我们这个国家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形成的“朕即法律”的专制思想的根深蒂固;应该看到,许多年来在我们的国家里,专制代替了法治,强权代替了真理。而且这些东西在某些部门、某些领导身上至今还很严重,你不去暴露和鞭挞它,真理和谬误就划不清界限,促成干坏事的温床就仍然存在,尤其是对于至今仍身居高位的这种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民主能不能坚持,我们的法治能不能健全,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能不能实现。今年四月份出现的那股‘倒春寒’,不正是这个问题的一种反映吗?[7]


能够让刊物编辑直接出场,发表这种充满批判性的言论,可见当时《美术》杂志对伤痕美术的传播、评价和讨论,已在悄然突破自上而下发动的“解放思想”运动中存在的某些人为设置的禁区了,愈发明显地昭示出启蒙性。

 

同样是在这一期,有三篇回忆美术界冤、假、错案的读者来稿,也值得一提[8]。这些来稿沉痛地讲述了作者自己或其同事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因画获罪的经历,使人回望到曾经由现实生活烙下的活的“伤痕”。在杂志所加的编者按中有这样的提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冤案?象这种对待美术作品的荒谬的思想方法为什么竟能在一段时间起主宰作用?怎样才能防止今后不再重演类似的事件?”这是在告诉人们,“伤痕”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也不仅仅是历史的悲剧。虽然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有权向今天的世界提问。而通过动用媒介资源,《美术》杂志帮助读者行使了提问的权利。



图3 郭常信《无题》(原名《“生前好友”》)木刻

 

“伤痕美术”有两大题材:一是“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武斗,二是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生活。前文提到的连环画《枫》、油画《为什么》和后来为人们广泛熟悉的程丛林的油画作品《1968年×月×日雪》(图4)等,是表现红卫兵武斗的代表之作;而王亥的油画作品《春》(图4),则是表现知青生活而有影响的作品。但不论哪种题材的作品,其影响力都与当时美术期刊的及时传播密不可分。《美术》杂志的参与,更是将其声望强化到顶点。《1968年×月×日雪》与王亥的《春》,共同发表于《美术》1980年第1期。[9]本期的“创作通讯”栏目围绕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创作,组织专题讨论,实际上为这些作品提供了一个专题性的传播空间。所发表文章高度赞扬了川美这些学生画家本于一种在痛苦中思索悲剧的创作勇气,并对其作品在当地造成的反响作了渲染性描述[10],使展览现场的热烈氛围转换成了一种更有广度的影响力。[11]

 

图3 程丛林《1968年×月×日雪》


在这个时期进入美术期刊传播视野的作品中,具有“伤痕”性质的,还有由陈宜明、李斌创作的油画《“舍得一身剐……”》[12]。在《美术》1981年第3期发表的创作谈中,两位作者提到当前有一种现象,即为了批判“四人帮”,“很有一些作品中,出现了一批‘喝狼奶长大’的‘法西斯分子’”。作者问:“事情真的是那么简单,就象孩子们看电影,认为世界上只有‘好人’和‘坏人吗?”[13]回想有关连环画《枫》的讨论,到这时,《美术》杂志已是两度传达了这样的追问。藉此它一再提醒人们,时间可以淡漠伤痕,但未必能够自动镌刻教训。要是我们不在“人”的层次上消除蒙昧,将会一再上演愚蠢对愚蠢、疯狂对疯狂的悲剧,己所不欲将一再地施加于人,中国人将不断地在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遭受命运的轮回。


 

图4 王亥《春》油画



[1]《美术》1979年第7期(8月号),第7页。

[2]该起发表了鲁迅美术学院雕塑系创作室两位教师的作品,分别为:孙家彬《党的好女儿张志新》、张秉田《宁死不屈》。同时发表了张望回忆和悼念张志新烈士的文章:《英烈花开花永在——忆张志新烈士》。同上,第5-6页。

[3]该栏目刊登了张桂林的版画《党在哪里》、署名为“鲁迅美院中国画组”的中国画组画《为真理而斗争,誓死保卫党》、署名为“辽宁美术馆”的素描组画《为了真理,一切可以抛弃》、郭常信的版画《无题》、张红年的油画《发人深省》、闻立鹏的油画《大地的女儿》。《美术》1979年第9期(10月号),第18页。

[4]展览全称为“学*张志新烈士美术、摄影、书法展览”。

[5]该文署名石页,实为《美术》副主编夏硕琦的笔名,《美术》1979年第9期(10月号),第35页。

[6]郭常信:《〈无题〉的遭遇》,同上,第33页。

[7]栗宪庭《必须揭露“他”——从版画〈无题〉想到的》,同上,第35页。

[8]这几篇来稿分别为:江沛扬《这幅漫画何罪之有? 》、李书芹《一幅小画,八年囹圄》、杨永青《插图之祸》,同上,第37-39页。

[9]该两件作品参加了1979年10月举办的四川省庆祝建国30周年美展,获得好评。《美术》1979年10月号至1980年第3期连续刊登《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各地美展作品选》,该作品获选发表。

[10]两篇专题文章为:范朴《创作需要勇气——四川美院学生的几件创作》、郑义《〈春〉打动了我——四川来信》,《美术》1980年第1期。

[11]由文化部、中国美协联合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于1980年2月10日在北京举行,参展作者480人,展出作品417件。据《美术》1980年第3月号“美术动态”报道,第六届全国美展组委会将此展确定为“第五届全国美展”。《美术》1980年4月号刊载了本次展览的获奖名单,其中包括以上提到的作品。

[12]《“舍得一身剐……”》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二等奖,《美术》1981年第3期,封面全版。

[13]陈宜明、李斌:《我们为什么要画〈“舍得一身剐……”〉》,同上,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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