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与方力钧辩论之三欲门
发表:2017-12-17 19:25阅读:564


【本期话题】艺术家和评论家谁主导了美术界?

http://www.zgmsbweb.com/Mobile/Index/articleDetail/post_id/15122

策划:李腾 李振伟  2017-12-14 16:10


一直以来,艺术家与评论家代表着艺术界的两个“山峰”,他们所代表的艺术和评论的关系像是一对解不开的矛盾共生体。编者注意到一则题为“彭德与方力钧巅峰对决”的网文颇有代表性,作为艺术批评家的彭德与当代艺术家方力钧站在各自立场,展开辩论。方力钧认为:对于艺术家,评论的作用很小,评论家是为艺术服务的;彭德则回应:这是艺术家的看法,批评家有时会改变一个时代!没有评论,艺术家和作品就不能历史化。

从美术史的发展来看,艺术与评论伴生共眠,著名的艺术作品往往拥有铸就其影响和地位的艺术评论,如朱景玄依据唐代画家作品,提出了界定中国画的神、妙、能、逸四品论;同时一种艺术潮流的兴起又往往受到一种艺术思想的引领,如张彦远的书画同源论,引发了其后许许多多文人画家借书入画,进而成为后世画坛变革的动因。然而,单纯将书画艺术和评论对立分解,对于艺术本身来说,其表达和定义似乎就变得不完整不具体。本期话题围绕两者的关系请专家学者们来分析和讨论。



彭德与方力钧辩论之三欲门

□苏坚


据彭德先生介绍,他跟到西安办展览的画家方力钧曾经有过一场辩论,并客气说:不会有胜负。但细阅内容,“无胜负”应仅是彭德的自我感觉。比如同行杨小彦先生“老彭,怎么这样去回答呀”、管郁达先生“老方太会做人了,逃不出毛病”的留言,语气中流露出对彭德在辩论中略处被动位置有些许不满意。联系杨小彦先生写过的《“成功画家”很乏味》,多少能找到不满题解:“一张脸画上十年,傻笑也有十年,新鲜的不再新鲜,傻笑的也早就不傻”、张口闭口只谈“艺术资本化”、不再视“为意义而来,为问题而去,彼此思想碰撞,智慧的火花闪烁”为乐趣的“成功画家”,视坐在他对面大谈“精神现象”者,早已只觉是“XX”!而彭德先生却是被赏受邀为方力钧写前言、录辩论、当主持,为“成功画家”造势出力的人,还却给出“至今面对过的敢辩、能辩、擅辩的艺术家”、“影响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当代艺术标杆”的极致评语! 

彭德这种曾警告“艺术家千万别跟批评家较真”的人,也得乖乖坐着应战“物质成功画家”,如果领了酬金应叫“打工”,如果没领就叫“义工”。我倒真希望彭先生是“义工”,甚至辩论那晚的烟酒餐费也是“AA制”,这样回过头再去闯辩论中你来我往争夺不休的那“三欲门”,才有平等身份。 

这就再说回“彭方”辩之“三欲门”。

 

门一:第一欲。两位辩家都“力争第一”:在方看来,“评论是第二位的”,是“附产品”,“作用很小”,“艺术家不需要评论”;彭却坚持,“艺术作品只不过是评论的素材,也是第二位的东西,甚至连素材的作用都可以剔除”,是某些现实因素使批评家“地位被抹杀了”。为争第一,双方不惜轻慢对方:方说批评“可以忽略不计”乃至“情愿杀死评论”;彭断言“艺术家看不懂这种文本”。 

其实艺术家也好、批评家也好,朝夕但争第一,这个力气花得有些冤枉,是在争伪问题。首先,对于人文、艺术这些项目来讲,难言第一或无所谓第一,比如彭德封方力钧那些极致评语,用某些数据号称其“在世的画家中十分罕见”,请问是用什么科学的数学模型计算和评比出来的?你反对“拜物主义”,何以又拿数据说事?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否就世人皆认了?何况,“数据≠质量”是常理之一,一个有钱的艺术家凑个“数字第一”就能说明问题?彭德先生开宗明义“方力钧是当代艺术的一个标杆”,这种经济用语句式实属混淆视听,使人错以为“展览次数标杆”、“出版画册数标杆”、“成交额标杆”就是“水平标杆”。莫非批评家也与时俱进用经济学办法大搞“数字化”研究了? 

其次,真有第一可究,关键还看内容和做功,一个批评家一辈子写的都是收费的“二陪批评”,身兼“广告员”,就算封批评家是与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等列的人类“第一精神导师”,也无甚用;相反,你写出了断世名篇,也许众多艺术家就会成为你的“插图员”也说不定;艺术家同此理。以此而言,无论怎么写怎么画(受雇或不受雇),关键是否拿得出“独立精神”,艺术史上有因为评论别人留下的名篇,也有为文本插图而创造出的传世艺术风格,这些与独立专著、创作的辉光不相上下,相互映彩。  

彭德以别林斯基为例,试图说服方力钧。但既然彭德担心艺术家读不懂批评、理论文章,方力钧是否读过、读懂别林斯基而明白彭德用意,真情难知。但别林斯基这个例子所证明的一个“质地”值得深思:俄罗斯良心——俄国知识分子著称于世品格。别林斯基正是他那个时代反叛专制的代表,作为批评家,为了良心自处和思想纯洁,他不惜跟他曾经看好的小说家果戈理决裂,在文艺史上留下一段关于“艺术家与批评家关系”的绝佳注本。这,也许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文学、音乐、美术能闻名于世的原因之一。尤其可贵的是,越是在专制、特权的历史时期,越是能产生这样的“俄罗斯良心”代表。怎么反观我们呢?

 

门二:动物欲。方力钧自喻为“野狗”,此喻界内著知。此次辩论中,他继续其“野兽派”喻言,说“艺术同评论的关系,就像动物同动物学家的关系。没有动物学家,动物仍然存在;动物学家只是对动物的描述,不能说动物学家出现之后,世界上才有动物”,“动物自己愉快地活着,它不需要描述”。彭德应景,也自喻“家狗”。其实方氏早已“入院圈养”、改性,彼此彼此,何须“分家”嘛,所以彭德大概是慑于方力钧的“不需要”,人家以前以“野性”打得天下,这点威慑力还是有的。但是,如是丛林法则下取得“动物”、“物质”性权威,“影响二十年”且仍继续,难道不正值得——尤批评家们——反思吗? 

“情愿杀死评论”这样强悍的口气,不知道方力钧脱口而出之时,是否知道历史上那场著名的审判并受那句众口齐声的“杀死苏格拉底”的暗示。既然有人“情愿物化”自己,我们有理由怀疑历史中的“非理性”激素仍延效当代,成为有些当代人身体中的主导基因。人虽需“动物精神”生存,但物化激素过旺,就必然活在优势位置活得幸福吗?在赴死之前,苏格拉底说:谁也不知道我们之中谁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神”者,跟精神信仰有关。 

我们知道这样的常识:即使真是“动物界”,也是有平衡机制的,你是狼是狗要杀死别人,总还有别的可以杀死你的动物,这样,健康生态才得以延续,否则,世界上只剩下狗,你还不得“狗吃狗”不是?杀尽“天敌”,或也意味着毁灭自己,任何从政治理性、经济理性、文化理性的角度,这个常理无需大兴辩论,两位可都“院士”、教授呢! 

我曾撰文追问《艺术界的学术共同体在哪里?》,所谓“共同体”,就是交往理性中的“群体”,是完成了理性启蒙的人、完身为公民的人的共同参与、平等互商、精诚合作的集体,这样的共同体虽然不否认竞争、本性,但一定不是赢者通吃、弱者凡杀的,这样的共同体是建立在现代、当代的理性交往机制之上的,具体而言,也就既要从工具理性上保证有“艺术家只要搞创作评论家、批评家就一定可以写评论、批评”的途径,也要从价值理性上相互承认在“同道”上各自存在而又相互制约、促动的价值。而一般情况下,价值认可比工具设置更本质,方力钧的“野蛮”之处正在于整个地否认批评家和批评存在的价值,代表了这些年艺术商品化、资本化过程中,艺术家在追求效率、实利时“唯我独尊”的工具理性认知偏颇。

 

门三:历史欲。把别人都“杀死”,你是否就可“独享历史”?这就回到了民主和权利这个根本,也就是回到“谁创造了历史”的终极关怀。在此,彭德和方力钧各各说出了己方中肯的话,彭德的“没有评论,艺术家和作品就不能历史化”和方力钧的“历史化是艺术家死后的事”,等于都承认“别人在自己历史中的作用”、“自己也活在别人的历史中”,“死后作用”也就默认了“生也作用”,这不打了自己前面出言的嘴巴吗? 

不过,出言中肯,也还是掩盖不住“历史欲”过分强盛的问题,正如彭德自己所忧郁的:“没有一部当代艺术史著作把批评的作用放在与艺术作品等价的位置。这不仅使得这类文本很难传世,更重要的是评论在当代艺术中的地位被抹杀了。”而这个“欲强”也是近些年艺术界的普遍问题,乃至“改造历史”观极致出街。而当“历史欲”的底下,是以“物欲”、“名(次)欲”为基础支撑时,问题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仅活37岁却让自己的文艺批评影响后世的别林斯基曾说:不好的书告诉你错误的概念,使无知者变得更无知。近似逻辑,或曰:欲念过强或使欲者更贪。三欲门连着,相互看得见,门上有镜,照得见别人,看得到自己,你看风景,看风景的人看你,但有你愿不愿意看到的例外。心照不宣,唯欲聊生,动物犹此,人何以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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