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争论之中的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发表:2017-12-31 10:02阅读:501

《“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论争中的中国当代文化现象》

                                             徐琛

 

“反右运动档案”近期解密,原来当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数字,

不是五十万,而是五十万的六倍以上。

 

2017720日网络发表《1957年发生的那件事,解密了》

 

其内容如下:

19561110日至15日,**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4日晚,毛**提出临时发言,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我敢说----我们党内也有阶级斗争。”刘少奇在会上补充发言,说“毛**同志的讲话是他个人的意见,中央政治局没有讨论过,会议要备案。”

 

19574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411日晚,毛**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个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427日,**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5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毛**做了指示,“不要搞那么多条条框框来束缚,要改。怕改,无非怕引火烧身。”52日至5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二万八千二百五十多次各类会议,向党中央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二千三百四十五条意见和建议。毛**在《情况汇总》上做了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圆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冈山?”五月13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局势,意见分歧,但同意“要正确引导,要再观察一个时期。”

 

毛**的《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中指出,“我党有大批的知识分子新党员(青年团员就更多),其中一部分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片,亲如兄弟。-----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百分之七十左右,而左派大约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据情况而不同。”

 

195766日,**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指示称:“这是建国以来一场大战,战斗是无烟,无光的,在党的心脏展开。他们大多数已在不同领导岗位,有一定追随力量。”1957717日至21日,毛**决定在青岛召开了一次省市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反右斗争的部署,会议期间的83日,毛**写了《一九五七夏季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毛**在青岛会议上说:“匈牙利事件会不会在中国重演?我看有可能,可能五年,十年,也可能不用五年。纳吉式人物有可能在会场内。”这时,会场内有三十五张纸条递上主席台,大会主席周恩来当场宣读这些纸条。其中有支持毛**的意见,并要求毛能公开谁是纳吉式人物,也有反对毛的无的放矢的观点。

 

1957530日,人大副委员长宋庆龄致信毛**主席,对全国范围在党内民主党派内,知识学术界展开反右斗争,表示十分忧虑,十分诧异,十分惊奇。要求对没有行动“反党”的右派,右倾人士,作不同意见的争论处理。1957610日,人大副委员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陈叔通分别写信给**中央政治局,毛**,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都对展开反右斗争表示了很不能理解。李济深在信中写道:在政治上出尔反尔,营造斗争气氛,制造对立阶层,会造成深远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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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5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了阶段性呢胜利,定性为:

右派集团22071个;右倾集团17433个;反党集团4127个;定为右派分子3178473人;列为中右1437562人;其中党员右派分子278932人;高等院校教职员右派分子36428人;高等院校学生右派分子20745人;在运动中非正常死亡4117人。

三百多万人被划成右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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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期,受到80年代末期的社会运动影响,启蒙知识分子大多数陷入了集体迷惘失望的世纪情绪之中,政治改革也一度陷入了低迷的状态。社会情绪和社会走向的压力弥漫着整个社会,也由此成为时代精神和思想反思的初始阶段。

由于社会各阶层利益划分的不均等,带来了由此引发的诸种社会严重问题。诸如企业转型,工人下岗,妇女失业,原有重工业区无法摆脱体制而陷入困顿,社会情绪陷入一种极为低迷的状态。与此同时,本土不断崛起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整个社会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升温,并在1999年的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社会情绪达到了一种沸腾的顶点。

 

在此背景之下,90年底中国学术界的思想格局和争议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思想领域内,主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的大论战,此次论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主要参与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构成新左派阵营的主要成员的是,甘阳,汪晖,韩毓海,王彬彬,旷新年,崔之元,王绍光等;而新自由主义阵营的成员则主要为,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雷颐,邓正来,汪丁丁,李慎之等。

 

由于中国自身复杂的原因和历史背景,以及整体社会对西方发达社会的憧憬,使得“自由主义”这个指称具有了一种主流意义上的天然傲慢态度,而“左派”则被牵扯到了一种历史经验之中,即使加上“新”也不能抹去“左派”这个能指所自带的历史偏见之中。

即使二十年过去之后,知识界也不再争辩,或者指陈对方那种带有“扣帽子”的社会辩论之中,而且这两个“能指”之“所指”也依旧无法辨析,显得模糊难识,但是,直至今日,关于这两个能指本身所具有的“偏见”依旧显现的明显。

 

大部分学者在反思之中,直接将这场论辩指陈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辩,或者称之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辩,久之成为了一种新的约定俗成。无论是在西方,或者是中国政治文化的脉络中,二者还是有着其内在的区别和逻辑,而综观整体的社会论辩,双方的核心分歧并不在于是否认同“自由主义”或者“新左派”,而更多的是对“市场化”,尤其是中国整体社会认同接受并运行“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的执行之后的社会,呈现的社会分配和分工的绝望情绪,以及社会经济领域之中的核心问题衍生的不同意见,由此学界将这场大辩论命名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思想论战”。

 

 

一,       直至今日,这场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依旧留给我们许多有待思考的问题,似乎一切激烈一切强大的张力,都已经过去,都已经成为昨日黄花,但是,当时的社会问题仍未解决,甚至越发严重。社会医疗改革,国企改革等进一步私有化的倾向,无不昭示着新自由主义阵营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二,       “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战主要内容是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二者对1978年之后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诊断的不同态度,方法论和策略以及所持有的立场。

 

 

三,       新自由主义所持的立场是,社会主义的主导经济制度仍然没有改变,在此前提之下,当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经济领域的“公正问题”。主要表现在社会分配制度之上,他们由此自然而然地提出经济上的“彻底市场化”,政治上实行“宪政民主”的解决之道,这也成为“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重要的批判切入点。

 

四,       “新左派”学者认为,置身全球化资本主义浪潮之中,中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链条之中的一环,然而,“市场”呈现了新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更加难以克服的矛盾,所谓“市场社会不同于市场,也不同于市场经济”,而是指的社会基本构造和其运作方式。“新左派”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主导性的发展模式。

 

“新左派”将目前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归结于“市场化”的结果。由此他们提出,经济上扩大国家监管力度和权力范围,监控市场,而在政治上则主要提倡实施“全民民主”。--- 提出加强政府管控

 

五,       关于“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战的内容,均有学者对此做出总结,但是,参考著名学者许纪霖的总结,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1)            对于“现代性”的认识,新自由主义认为,“现代性”是西方自由主义所代表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和市场经济等普世价值体系和社会制度,并认为是“别无选择”的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而新左派则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用一种“历史的终结”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性”,由此说明在全球资本主义浪潮之中,他们已经基本失去了基本批判和反思能力,而中国问题与全球资本主义是不可分割的,在反思西方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必须走出一条超越资本主义的和传统社会的“制度创新”道路。

 

2)            关于“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坚信,中国目前所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政治上缺乏民主宪政和现代性,特别是缺乏公民基本自由权利,由此他们呼吁要从政治改革上着手,全面落实保障个人的“消极自由”,特别是财产权,对于政治改革,新左派并不加以反对。但是,他们对于新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间接民主”和“消极自由”,持有保留态度。

 

 

3)            他们认为所谓表面平等的“消极自由”的结果,只是少数权贵享受自由而已。与广大群众无关。由此他们主张,进一步落实能够保障广大人民广泛参与公共生活领域的“积极自由”和“直接民主”,并通过国家强有力的干预,保障广大人民享有普遍的生存权,福利权,真正落实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条件和权益。

 

4)            在“经济领域”出现严重的“不公正”和腐败问题。然而,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对这些问题的根源有着原则上的分歧。新自由主义认为,这些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之中,难以避免的“阶段性”问题。其症结在于“权力没有全面退出市场”。也就是所谓“看得见的脚”干扰了“看不见的手”。由此,解决该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全面彻底的市场化”。而新左派则认为,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资源分配之中,最大利益受益者是少数权贵,而平民则成为被剥削者,成为社会利益的牺牲品。所谓“市场经济”不过是为少数权贵瓜分和掠夺国有资产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而已。故而,他们指出,所谓“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只不过是西方历史之中的一个虚幻的历史神话而已。

 

 

5)            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操控和垄断市场。市场上所谓的“机会平等”遮蔽了市场本质上的“不平等”,要想实现社会公正,唯有落实社会经济的民主,让社会底层的民众能够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决策和管理,并且在资源分配上,实施向弱势群体倾斜。

 

20世纪90年代关于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似乎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0年代前期,以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为中心,围绕当时在海外的留美学者崔之元,甘阳等的文章论争。第二阶段是1990年代后期以来,以海南《天涯》杂志为中心的论争。第二阶段的论争,较之第一阶段的规模和影响都更大,时间跨度也长。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甘阳发表了《乡土中国重建与中国文化前景》和《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还是民主的自由主义?》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那里引发了激烈的批评。秦晖发表了《“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雷颐发表了《什么是保守谁反对民主?》直接回应甘阳的两篇文章。

相对于甘阳而言,崔之元的“左翼”倾向表现得更为激烈,他在《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直接主张“中国的现代化应该继承毛**时代的思想遗产,进行“反自由主义”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和非西方化的“制度创新”。他的思想引起了知识界极大的争论,并随即受到自由主义学者的尖锐批评。

季卫东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还是新乌托邦》,邓正来的《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论争方法》,秦晖的《淮橘为枳出局者迷:评有中国特色的新左派”》分别在《二十一世纪》上发表,直接批评崔之元的思想。而崔之元也撰文《三论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等文章回击。而后,秦晖亦再次以《“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旧---再答崔之元先生》予以回应。这是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论争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发生在1997年以后。1996年,中国著名作家韩少功带领海南文学刊物《天涯》改版为思想文化杂志,而后与《读书》一起被称为新左派的思想阵地。1997年汪晖在《天涯》发表了《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以左翼批判理论反思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批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意识形态和新启蒙的困境,阐述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此文引起了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的一场大论战。

此后,汪晖又陆续发表了《承认的政治,万民法与自由主义的困境》《科学主义与社会问题的几个问题》,《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进一步批判了自由主义思潮。此外,其他参与者即参与争论的新左派代表作,还有甘阳的《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韩毓海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批评的困境》,以及《在“自由主义”姿态背后》,王彬彬的《读书札记:关于自由主义》,陈燕谷的《历史的终结还是全面民主?》,旷新年的《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对此,新自由主义阵营也纷纷回应。其代表性文章有朱学勤的《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徐友渔的《自由主义与当代中国》,《评九十年代的中国“新左派”》。汪丁丁的《自由---一段脚踏实地的叙说》,《启蒙死了,启蒙万岁!---评汪晖关于“中国问题”的叙说》,秦晖的《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刘军宁的《中国问题与新左派不同的诊断》,任剑涛的《解读“新左派”》等。

毋庸置疑,20世纪90年代是自由市场,也是今天应该重新讨论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与此同时,也是“非市场”活动生机勃勃展开的时代。在今天讨论,是否应该撇开“历史是否终结”的大讨论呢?是否可以从检视“自由市场”那个神话的节点开始呢?(1)中国社科院课题组《新自由主义研究》,《经济学家》,2004年第二期,页66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于1979年和1981年在英国和美国上台执政之后,实施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金融去监管化”等自由化改革,掀起了一股私有化浪潮。“华盛顿共识”出笼后,在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推动下,新自由主义迅速向拉美,原来的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发展中国家蔓延开来。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发生之后,俄罗斯重用以盖达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全面执行“休克疗法“等新自由主义政策。“休克疗法”最著名也是最失败的例子就是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它使得俄罗斯的GDP几乎减少了一半,GDP总量只有美国的1/10

 

“休克疗法”这一术语,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引入经济领域。休克疗法是针对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状况,从控制社会总需求出发,采取严厉的行政和经济手段,在短时间内强制性地大幅度压缩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使得社会总供求达到人为的平衡,以此来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在宏观控制方面,“休克疗法”紧缩财政更为严厉,在经济自由化上,主张采取一步到位的方式实现价格,外贸的自由化和货币的自由兑换,在私有化方面,强调迅速实现,为此不惜采取无偿分配的办法。

拉美国家历来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输出经济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生活方式的试验场。阿根廷被称为拉丁美洲的“发达国家“,人均GDP曾达到过8000美元。但在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到2002年,阿根廷人均GDP已经跌到2665美元。与经济萧条相伴随的是高失业率。拉美地区失业率在最近二十年持续上升。阿根廷的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占总劳动人口的40%以上。新自由主义改革加剧了社会的贫困和贫富差距,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1990年阿根廷的基尼系数为0.46,到1995年这一系数上升到0.471999年高达0.49.最富有阶层占有财富与最贫困阶层相比,由1990年占11.19%上升到199817.28%。两极分化和严重的贫富差别成为黑社会势力滋生和猖獗的温床。新自由主义使得阿根廷曾经辽阔而富饶的国家变成了该地区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

1989年美国学者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了“华盛顿共识“,严格来讲,“华盛顿共识”是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其主张是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而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足。是一种不恰当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对20世纪80年代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失败负有重要责任。“华盛顿共识”的出现是新自由主义从最初的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实质上是发达国家设下的一个全球化陷阱,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最终成为美国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工具。它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放弃对本国经济的监管权力,完全向西方资本主义敞开大门,成为西方资本主义链条上的被动一环。

1990年代中国在改革开放之中引入商品经济,开始了一切向前看的拜金主义魔障。在人们心目之中,人生目的似乎只有一个就是“”。反映在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层面,一向冷门的政治经济学变成了一门显学,社会几乎被艺术经济学一家独霸。

18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在其美学名著《判断力批判》中曾系统地论证过一套关于“艺术”的说法,包括艺术“来自天才的灵感”,艺术是“为艺术而艺术”,艺术是“合目的的形式”,而布尔迪厄却在他的《区分》中加了副标题“判断力的社会批判”,将其所指矛头直指康德。他指出:”趣味的区分显示出行为在社会空间中的不同位置。无论听音乐。欣赏绘画,阅读经典这些高雅趣味,或者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偏好,衣着打扮,从中都可以看出趣味的等级划分与社会等级区分之间的对应关系。”

布尔迪厄打开了一个工具箱,依照他的观点,今天人们追逐的虽然是资本,但是,金钱只是其中最低层面的经济资本,他们只是将其作为筹码,用来换取更高层面的“文化资本”(品味,教养等精神禀赋),与“社会资本”(借以进入特定的社会网络)

 

在全球化的今天,与艺术家合作推出联名款的商品,成立艺术基金会,成为品牌常见的一种营销模式,越来越多的品牌举办艺术展赞助艺术家与艺术家合作,跨界成为一种必然,据数据显示,2016年有33%的全球奢侈品营收来自美国,但在美圆和消费不稳的影响下,美国的销售额度同比还是下降了3%,而欧洲情势也不容乐观,伴随着奢侈品市场的衰弱,奢侈品寻求新的切入点,借以吸引众多消费者。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不再只是一味跟风地买买买,文化艺术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经济转型升级成为新支撑点。另一方面,艺术收藏者本身拥有超高净资产,对生活高端事物拥有独特品味。长久以来,手包,珠宝,服饰等产品通过与艺术合作或者艺术赞助等形式使其价格超越本身价值,从而触及到更为高端的消费者。

 新左派的理论陈述,不是一个具有理论一致性,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它是一个某些立论的相对接近而形成的松散的无明确纲领的姿态与主张的代称。但是,新左派之间具有明确的理论呼应关系,由此,将他视为一个可以统合起来解读的社会思潮是具有合理性的。新左派的“拒斥”大致围绕几个方面展开

其一,拒斥自由主义的言论,其二,拒斥市场经济的里路,其三,拒斥经典社会科学的言路。比如二战之中,意大利有号称自由主义者向墨索里尼表忠心,而在中国胡适就是一个典型人物,周作人就是一个明证。同时,自由主义之所以成为自由主义,是由于它以法治,秩序和渐进来抵抗革命。并且,以对民主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偏好,“急切低呼唤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重新赋予社会以秩序,使得各个阶层的人能各安其位,使得生活有法可依,从而也使得自由主义的”游戏“能重新开场?

新左派提倡“回归“,所围绕的主要主张有,其一,回归高调民主;其二,回归政治;其三,回归人文激情。在这三方面,中国新左派只是含糊其辞低声称,要以普遍的民主和人民更广泛的公共政治来参与事务,来解决自由主义无能为力的问题。

新左派之新,在于它与老左派的差异,即新左派,既告别了与国家权力直接结合的激进左派的暴力崇拜,斯大林主义,僵硬的计划经济与集权政治体制,又告别了传统左派如西马, 单纯从意识形态视角论述问题的理路。其次,新, 是在站在左倾的立场上的更新。它以主张人民主权与普遍民主的姿态,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权利,和文化霸权的垄断,其在前一方面,以同情弱者的姿态出现,在后一方面,以批判主流的方式立论。再次,新左派,在左倾的方法调整上,以反意识形态的非本质主义的姿态出现,借助于西方“后学“的解构武器,将西方近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与资本主义直接勾连起来,加以抨击,而且在以单纯的理论辨析的姿态出现,以对民族乃至世界全面负责的面目立论?

新自由主义, 则以道德学说为理论基础,认为人是道德的存在物,每一个人在维护个人权益时,应该积极促进社会和谐. 人们只有彼此互助,才能加快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幸福,新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但不再是消极地反抗旧制度,否定国家干预的自由,而是具有主动精神,富有创造力,倡导新秩序的积极,自由,减少贫困,饥饿,伤残,疾病,愚昧种种社会弊害,个人能力的发挥促进个人自由的增长,加快社会自由的发展。

自由主义, 作为最早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对国教权威的对抗思想,经过百年的演变和发展,不管你是否赞同,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自由主义发展到今天确实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思潮。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携改革开放之风,在中国大地上遍地开花。直至20世纪末21世纪初,逐步形成中国式的自由主义,简称“新自由主义”(其思想不能完全等同于哈耶克学派的自由主义理论,却深受其影响)自由主义真正在中国产生影响,其实是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算起。随着“文革“的结束,**开始提出”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正式掀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而有关西方思想的书籍和资料将这些在文革时期被视为毒草的东西也在当时得到解禁, 从而使得自由主义思想也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再次登上中国思想界的舞台。

自由主义以民主自由为核心,认为民主自由博爱等概念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在经济上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不应该过多干预,政治上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利,维护个人的自由和权力等,这些思想对于刚刚经历了“文革”的中国知识界知识分子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震撼力,自由主义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政策环境中,逐渐在知识界成为“向西方学*”的一个重要旗帜。

从此,自由主义的思想在中国迅速崛起,迅速传播开来。到了80年代末,随着政府官僚主义弊病的凸显和腐败问题的日益严重,再加上1988年“价格闯关”之后出现了通货膨胀的经济危机,自由主义更是成为了89学生运动的政治“斗争的武器”。

然而,无论人们对于20多年前那场学生运动的评价如何,毫无疑问的是自由主义在三十年里无论对政界,思想界,知识界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甚至左右了**高层在重大政策方针上的决策,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

自由主义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各个领域改革的进程,由此自由主义似乎更像是一个幽灵,徘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上空,神不知鬼不觉低主宰着改革的进程。

新左派的崛起,是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强有力的挑战。新左派,强调改革开放应该是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让大部分人穷下去。当时,自由主义主张,人生来平等自由,主张人民要勇于去争取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权力,其之所以流行,更多地得益于法国大革命的传播,自由主义是当时作为人民向神权和专制王权挑战的一种政治思想武器,而不单纯是一种思潮。

对于现今中国的问题,是指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经济政治上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剧,资本权贵的崛起,工农地位的急剧衰落。贪污腐败的盛行等。这些问题对于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难以回避的是工农利益的流失。无论是全国还是地方,更多的是当今社会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和文体明星等先富起来的人,垄断了当今中国社会大部分的资源,包括主流媒体话语权。而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无差别,则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对于基本权利和地位得不到保障的工农大众来说,是否存在价值和意义呢?无法回避的是,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由竞争意识,无疑会使得这些原本处于弱势的团体,更加在残酷的竞争之中处于边缘的地位,而对于占有大部分资源的精英利益集团来说,他们毫无疑问,是最大的利益赢家。

 

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老大哥,从19世纪以来不断通过立法来限制资本家的掠夺,保障弱势群体的公平。之所以美国的福利制度和工人权利保障能较为完善,主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冲击资本主义体系一百多年的结果。

由于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两个伟大的理论,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预言终将成为现实: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由此,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三大工人运动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就一直对自由主义发展的理念进行不断的修正,而自由主义也终将不会被抛弃,因为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国家建国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结晶。

如果对绝大多数农民和工人,连基本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那么新自由主义学派所推崇的西式民主和自由,无疑将是水中月,镜中花,对于解决中国具体实际问题,没有实质性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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