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中国潜流文化》——论盛世潜流
发表:2018-01-12 15:56阅读:31

第一章  历史文化的潜流

 

1节 论盛世潜流

——摘自刘工/著《中国潜流文化》



所谓盛世,指的是国家安定兴盛的时代。标榜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文治武功到达一定水平的社会现象。自古政治家、史学家早有公论,他们评价盛世时代,必须达到六条:一曰国泰、二曰民安、三曰国富、四曰民足、五曰国强、六曰文昌。这六条是判定盛世与否的标准,即便唐代有名的“贞观之治”,还不能算是盛世,只能称为“治世”。公认的唯有汉代文景盛世、隋代开皇盛世、唐代开元盛世、明代永乐盛世、清代康乾盛世,以及当今的改革盛世,似乎才符合这六条标准。其实也不然。


除了盛世,就是之治。《吕氏春秋·察今》曰:“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意思是说:治理国家如果没有法制,就会天下大乱,死守旧法而不变革,就必然违反实际,没有法律或死守旧法都是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在中国历史上,大约经历了八十余次“之治”。其中各朝有:夏朝大禹之治、商朝成汤之治、周朝文武之治、汉朝文景之治、晋朝太康之治、南北朝元嘉之治、隋朝开皇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五代长兴之治、宋辽金开宝之治、圣宗之治、大定之治、元朝至元之治、明朝洪武之治、清朝雍正新政等等。这些之治,用今天的话说,均为“改革”之举。在这些改革运动中,有为盛世奠定基础的,也有彻底失败的。但这些历代的“改革”即便是成功的,或是流产与失败的,基本上都是围绕经济与惩治腐败为任务,不可能改变封建统治的本质,不可能消除封建制度的剥削和奴役。所以,历代的“改革”代价都是高昂的,甚至是血本无归的,更是争权夺利的。最终,在“改革”与“盛世”过后,还是被血腥的暴力革命所代替,从而再建立一个新潮翻版旧体制的剥削社会。


可以说,在所谓的“盛世”之中,无处不潜伏着危机与矛盾,这一点历史已经做了证明。传统地说,其表现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为不可调和的矛盾;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容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对中央产生威胁;封建土地私有制必然加剧土地兼并;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容易滋生腐败和暴政。然而,当今中国的社会矛盾并没这么复杂,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既得利益者特权与劳动者民权之间的政治、经济矛盾;二是统治阶层的国家意识、社会公德与人民不断增长的公平要求,以及与世界先进文化的矛盾。这也是所谓传统“盛世”下的根本矛盾。


盛世潜流文化就是制造这一矛盾的元凶。它涌动着政治文化与物质分配的主流,只是表面上看似混沌模糊,但世人都清晰的看到、认识到,甚至连统治阶层都不得不承认。这就是所谓“盛世”社会中,官场腐败的潜在能量左右着统治阶层,只因社会经济的虚假繁荣暂时掩盖了矛盾,给人一种“盛世”的假象。从政治上来认识,这是一种政治养奸“潜规则”的人治社会,又是一种统治阶层为既得利益者提供的保护;从社会的本质上来认识,所谓“盛世”社会的表面是风光无限,而潜流导致社会腐败不堪,特权肆无忌惮的压制民权,构成一个文弛武玩的饿殍社会。这是从古到今的“盛世”特色,又是所谓的盛世之后,社会陷于极度腐败的开始。由此,盛世时代的官场糜烂性腐败已自不待言,财富集中在统治阶层与既得利益者手中,致使盛世中或之后,官场特权的能量之巨,腐败面积之大,令世人无法想象。究其原因,归根结底就是糜烂于统治阶层的剥削制度,构成朋党利益贪得无厌的吞噬民众利益。


总结历史和现实,在所谓盛世社会中,由于构建的是以统治阶层自身的经济利益为中心,而非以人的平等和民权为理念,官场腐败就无法避免。因为腐败的潜流是极具破坏社会平等的统治文化,所以盛世仅是官场经济的暴富时代,绝非是正真国泰民安的社会。但是,盛世之中只要聚集着知识群体,潜流的作用就会游刃有余。即便是国体老态,但还是能垂死挣扎一阵子,甚至仍能维系相当长的光阴。为何呢?这主要依靠的是文臣武将和政治帮凶,即笔杆子和枪杆子的特殊贡献,以及伪对立的“朋党”群体。前者是党阀,后者是军阀,再者就是利益捆绑的朋党。而围绕党阀的,是所谓主流的文化精英,他们不是以唤醒社会为己任,而是在惨遭洗脑和整肃之后,大部分人则纷纷变节沉沦,为其党阀施舍给的物质财富而出卖良知,自愿充当权势的工具,甚至是助纣为虐。而军阀又是党阀所包养,除清一色的党徒之外,又以“前途”作诱饵,吸纳与召唤贫苦阶层为其看家护院,充当党阀和军阀的打手和帮凶。


除此之外,历代统治者为了特殊的既得利益者的群体利益,以及政治权威能够万世维持,他们又不得不绞尽脑汁的想方法。在公开的律例、行章不够用,也不便用时,他们还需要制造恐怖气氛的特种组织、特种监狱和特种手段,监视每一个可疑的人。在学校、社团、茶楼、酒馆等一切集会场所,甚至大街小巷进行活动,以及时抓捕反对者或不满者,维护其统治。诸如,汉朝的诏狱、唐朝的丽景门、宋朝的内军巡院、明朝的锦衣卫、清朝的粘杆处、国民党的中统、军统等等。他们都在各朝各代发挥着强大的维权作用,为“国泰民安”、“和谐社会”的维稳,保驾护航。


由于“盛世”是社会裂变的产物,在小贪不耻,大贪不拒,巨贪不敛的发展中,腐败潜流以星火燎原之势席卷官场,使之物质财富严重分配不均,精神财富被所谓“正能量”压制。在这样一种膨胀的权势社会里,必然导致“盛世”是一个没有公平、没有公正、没有公道、没有公理的“无公”社会。这就是所谓盛世的贪腐潜流汹涌的盛况。


以“康乾盛世”为例。康熙皇帝在给大学士们作报告时,他说:“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于细故也。人当做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从者数十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意思是说,一个穷书生背了个破包袱进京赶考,一旦入仕,车马成群,这不是贪?是怎么来的?还要我一个个的问吗?这是科举制产生大批贪官污吏的重要机制,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官本位的体制。不过,康熙皇帝之所以被称为圣君,国策就是“每多包容之处”,贪也就贪吧!只要别贪得无厌,还是自己的内部矛盾。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贪官在辩解为什么贪污受贿时,心里总是觉得委屈,痛骂官场黑呀!恨为官难呀!唯有那些心领神会的贪官,懂得康熙的思想,在盛世潜流中放心大胆地“你贪、我贪,大家贪;你逃,我逃,大家逃。贪逃并行。”共同享受着先富起来的优惠政策,先过上“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生活。而今,又多了一句“裸官为人民,全家先移民”的潇洒人生。


然而,康乾盛世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则是最为典型的锁国愚民政策,是所谓盛世之下最黑暗的、最残酷的、最自闭的统治。当时,清廷宣布禁止学者创立书院,纠众结社,表面上是不许“空谈废业”,实际上是不许“集群作党”。与此相配合的是,禁止言论与出版的自由,民间的出版商只允许出版与科举有关的书籍,严禁出版“琐语淫词”、“窗艺社稿”,违禁者要从重治罪。这一点与当今的文化管制,以及所谓的正统教育一脉相承,使之如何做官的教材遮天蔽日,官场小说成为领军文化。再追溯,由于清廷的文化专制,使之形成了与晚明截然不同的社会风气与文化氛围,知识界的活跃空气被禁锢,文化思想完全被统治,先进的政治文化沉滞了。那么,既然是盛世,为什么还要文化专制和大搞文字狱呢?原因很简单,盛世之君不怕农民反抗,官吏贪腐,奸商遍地,甚至是军队哗变,怕的就是知识阶层“妖言惑众”。前者因为是地方性的反抗,体制内的问题,这些都是比较好对付的事件,或依纪按律警告教育;后者一旦宽容,妖言惑众则是全国性的,甚至是浇水如浇油的“颜色革命”运动。所以统治者必须要专制文化,拦截信息,甚至借题发挥,直至动刀动枪。


在所谓的盛世时代,由于“盛世”中的弄臣佞臣都是媚俗高手,表现的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官道,致使具有思想性的文化被弃之。但是,在繁荣景象之下,媚俗、庸俗、低俗的三俗文化大行其道。其文化形式就是迎合老百姓的生活趣味,把极其龌龊,甚至淫秽不堪的文艺当作吸引眼球的文化产业,导致社会理想价值日益缺失。这一点,在当今中国最为凸显,大众的艺术趣味、精神境界日趋低下,排斥严肃文化,追捧低劣作品乃至糟粕,成为所谓“正能量”的敛财手段。由于“盛世”多为经济转型的社会产物,所以“盛世”也是竞相掠夺和物质重新分配的利益时代。为此,在“盛世”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催生下,三俗文化的市场巨大,民间艺人成了不靠政府吃饭的富人群体。同时,统治者也欣赏三俗文化对稳定社会所具有的作用,所以把三俗文化的示范功能、表达功能、宣泄功能,当作消肿社会矛盾的文化手段。


其实,在所谓的盛世时代,几乎都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暴力革命之后的“改革”成果,或是“治世”之后的“物盛期”。但几千年来,中国的暴力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的“革命”,而这种革命从来就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盛衰兴废。在所谓的盛世时代,由于知识阶层是最具理想的“改革与革命”群体,他们只要在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是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在所谓的盛世之时,知识阶层都会寻求变革,不论是通过改革还是革命的方式,呼声与要求都高于乱世。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知识阶层的行为就会越激进,社会矛盾就会被激化。


虽然,在“盛世”时代,知识阶层不是社会的最底层,甚至还生活在比较优越的物质环境里。但在“盛世”社会中,由于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物质财富的分配就成为最激烈的矛盾。这一点,农业社会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运动都是如此,促使革命一开始都以“打土豪,分田地”、“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为战斗口号,从而聚集起巨大的革命力量。由于“盛世”主要创造出的是物质财富,倡导的是颂扬文化,两者的浮华景象人为的掩盖了社会矛盾,形成表面繁荣,实质矛盾在加剧膨胀。但由“革命”起家的统治阶层,其“革命”盗用了民权思想,执政后又背叛了“革命”之初的民权主张,致使物质财富的分配严重不均,官场腐败导致权力者与劳动者所获物质财富的巨大差距,加之权力者剥夺、压制知识阶层的理想,社会矛盾由此发生激烈的冲突。


历史经验证明,在这种“无公”的社会情形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政治平等的思想,那么改革的愿望就更强烈。但经验也证明,如果仅是社会贫穷阶层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革命成功的机率并不大。如果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民众一个期望,极易点燃“革命”的大火。所以,传统的“盛世”必然是一个文化专制的时代,随后就是一个吞噬社会公共资源的时代。因此,在盛世潜流的腐败文化侵蚀下,官吏贪腐必然导致政治腐败。而要改革与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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