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美国中国艺术品收藏重镇之弗利尔美术馆 向全球公开高清藏品图像
发表:2018-01-12 16:11阅读:31

十九世纪后半期,底特律。


轨道机车制造商查理斯•朗•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也许自己都没想到,若干年后,他竟成了20世纪初全美最大的私人艺术品收藏家,以及美国中国古画收藏的权威。


逝世前,他决定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公众。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开放,成为第一座私人捐赠的博物馆。


在美国,关于中国艺术品收藏有“七大重镇”之说,弗利尔美术馆便是其中之一。在其收藏的25518件藏品中,中国绘画作品有1200多件,数量居全美之首。其青铜器收藏比绘画更负盛名,占全美的五分之一,数量与质量都非常惊人。


传顾恺之《洛神赋图》、 传郭熙《溪山秋霁图》、响堂山石窟大型浮雕以及“子乍弄鸟”青铜尊等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之作,均在这里收藏。



然而弗利尔立下遗嘱规定,该馆藏艺术品不得外借,也不得在他国进行展览,这实乃学术界与艺术爱好者的一大遗憾。


为弥补这一遗憾,如今弗利尔美术馆和塞克勒美术馆隆重推出线上资源库(弗利尔美术馆位于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与赛克勒美术馆合称为史密森博物院的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群(National Museums of Asian Art),是美国宣传亚洲文化的一座艺术圣殿。),将其典藏的亚洲、美国艺术精品的高清晰数字图像在网上向公众免费公开展示。


这次公开资源(Open F|S)已在open.asia.si.edu上发布。在这四万多件艺术品中,绝大多数是第一次公开,90%以上为高像素图,没有版权限制,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可将其自由用于非盈利目的。



关于|查理斯·朗·弗利尔


弗利尔本是一名铁路实业家,促使他成为收藏家的并非是对艺术的热爱或者追求利益,而是令人意想不到的健康原因。由于工作上的巨大压力,弗利尔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为了转移注意力,收藏成了他的药方。


他的收藏历程从欧洲版画开始,后结识美国旅欧画家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年)并收藏其作品,再在惠斯勒影响下爱上日本浮世绘和中国瓷器。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及随后的美国大萧条和罢工动乱,促使他赴日旅行,结识了一些重要的日本古玩商,如松木文恭(Bunkio Matsuki,1867-1940年)和山中商社(Yamanaka and Company),而对他影响最大并最终将他引向中国艺术的人则是费诺罗萨。


弗利尔在1907年、1908年、1909年和1910-1911年四次去亚洲,在日本参加了费诺罗萨的追思仪式,在中国结识了收藏家端方(1861-1911)等人,探访文物古迹,还试图组织科学考古。他亲自购入的名作有郭熙《溪山秋霁图》和(南宋)无款《洛神赋图》卷等。


查尔斯·兰·弗利尔

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


关于|Open F|S


弗利尔和塞克勒美术馆是史密森尼学会(唯一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半官方性质的博物馆机构)旗下第一个博物馆和唯一一个亚洲艺术博物馆。将藏品数字化并公开分享与众——这样的方式,在美国博物馆中还是少数。这次开放也是为了鼓励公众将这些图片运用在一些非商业非盈利性的教育、学术、艺术和个人活动中。


第一版的公开,每件艺术品都会有一张或多张精美的细节高清图,一些复杂的物件如集册和手稿,则会挑选最重要的几页进行展示。


未来的Open F|S会提供更多的附加功能,比如分享、管理和社区化的研究。公开的同时,采用信息图表更加直观的展示这些收藏品,当然,一些最受欢迎的图片也会提供下载。


Open F|S 的搜索界面



(传) 顾恺之 《洛神赋图》(局部)


(传)郭熙《溪山秋霁图》(局部)


响堂山石窟浮雕



令方彝




延伸阅读


弗利尔和他的博物馆


瞿炼|文

(原载于《紫禁城》杂志2014年7月号)


弗利尔美术馆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大草坪南侧,是史密森尼学会下属以收藏亚洲艺术为主要特色的国立博物馆。改馆一九二三年建成之初的九千余件文物全部来自美国“车皮大王”、底特律已故工业家弗利尔的个人遗赠。早在一九〇五年,弗利尔就向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议,把自己毕生收藏的重要艺术品全部捐赠给国家。


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美国博物馆业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有人夸赞弗利尔的慷慨,也有人嘲笑他是个傻瓜。而史密森尼学会虽然欢迎捐赠,但学会的理事们对弗利尔提出的一些附加条件却感到难以接受。


弗利尔要求建立一座国立艺术博物馆,用于永久保存、展示他的捐赠。另外,博物馆须建在国会山附近的首都核心区,并以弗利尔的姓氏命名。对博物馆的建筑式样、内部空间、展厅布置、展品组合,弗利尔也有许多具体的要求。他的理想是为首都的参观者们提供一个适宜的环境,让他们心无旁骛地享受一场精心准备的艺术盛宴。博物馆还必须免费开放参观,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普通观众,任何人想来博物馆内研究馆藏,其要求都应该被得到满足。



弗利尔是一个感性的完美主义者。他固执地认为,在自己所涉及的全部艺术领域,他都功德圆满,获得了最棒的作品。他相信自己的收藏已经臻于完美,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体,任何细微的改变都会损害其内在的和谐与美感。因此,博物馆的藏品不得增减、不得对外借展,甚至外馆的藏品也不得在本馆内展出。


对于这座博物馆的未来,弗利尔有着太多的个人设想,他似乎想打造一座自己亲手设计和建造的艺术丰碑。史密森尼学会的理事们觉得难以接受,致使后续的协商充满了曲折和坎坷。好在有罗斯福总统以及第一夫人罗斯的大力支持和斡旋,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按照计划,弗利尔去世以后他的收藏会被整体移交给史密森尼学会,待馆舍建成后交由弗利尔美术馆保管。


终于,弗利尔如释重负。于是他又开始为进一步拓展、完善自己的收藏而殚精竭虑。沉重的使命感让他不顾年老体衰而加倍努力。在其最后的人生岁月中,他特别专注于中国的古代艺术,到一九一九年去世时,弗利尔的中国藏品已经出类拔萃,成为其全部收藏中最为精彩的部分,这为以后弗利尔美术馆成为中国艺术的海外收藏和研究重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查尔斯·兰·弗利尔一八五四年出生于哈得逊河畔、纽约上州山区的一个贫困家庭,在六个孩子中排行第三。因为父亲体弱多病,母亲去世后,年仅十四岁的他不得不辍学,先去水泥厂打工,后在小镇的百货店做职员。数年后,勤奋、好学的弗利尔被内战退伍老兵弗兰克·黑格尔上校招至麾下,成为他的公司会计。黑格尔比弗利尔年长十岁,在以后的人生岁月里,俩人亦师亦友,共同创业,结下了深厚情谊。一八八〇年,弗利尔跟随上校去往底特律,成立“半岛车厢公司”,从事火车车厢的制造。弗利尔充分发挥了其管理和经营的才能,利用一八九三年大萧条的机会成功兼并了十三家公司,成为美国火车车厢制造业的托拉斯。一八九九年,年方四十五岁的弗利尔正式退休,专注于艺术品收藏和鉴赏。和美国某些富豪收藏家为了展示财富或者投资增值的目的不同,弗利尔只是为了走进艺术的圣殿,去追逐那些自己欣赏的美。


出身卑微,也未接受过正规的学院训练,弗利尔对艺术的热爱来自于天生的禀赋。他气质独特,有着超越平凡的审美能力。一八八〇年移居底特律以后,弗利尔开始购买艺术类的图书,从书籍中汲取营养。和当时许多美国中产阶级一样,他的艺术品收藏从欧洲当代的木刻版画以及铜版画起步,买了许多价廉物美的精品。他迅速地喜欢上了惠斯勒。随着事业的进步,从一八九二年起他开始购买油画,平生买入的第一幅油画就是惠斯勒的作品。弗利尔立下志向,要将惠斯勒的精品尽数收入囊中。惠斯勒是一位长年在伦敦和巴黎进行创作的美国画家,深受一八七〇年代欧洲新艺术运动的影响,并有着很深的东方情结,擅长在自己的作品中糅合进许多日本艺术的元素,体现出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别样风情。也许是惠斯勒激发了弗利尔对东方艺术的兴趣,抑或是弗利尔自己的东方情结使他更加理解和欣赏惠斯勒,总之,弗利尔从此踏上了自己的亚洲艺术收藏之旅。


明治维新以后力图脱亚入欧的日本,一方面锐意学*现代科技,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在西方世界提升本国的形象。日本积极参与了一八七三年在维也纳以及一八七六年在费城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费城博览会恰逢美国建国百年大庆,规模盛大,弗利尔就是在这次博览会上第一次接触到日本的传统艺术。和西方人惯常的猎奇不同,他感到日本文化非常别致,而且有着高深的内涵。


一八九〇年前后,弗利尔经常光顾曼哈顿第五大道上日本人高柳藤藏经营的东方古玩店。当时买的几件小巧精致的清玩,例如江户时代日本萨摩窑青花山水六棱瓷瓶和明代佚名绘《白鹭图》轴,至今还保存在弗利尔美术馆内,两者都是清新淡雅,简约质朴的写意作品,其美学趣味和当时饱受美国富人欢迎的装饰繁缛、色彩浓艳的外销瓷器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从中也可以看出弗利尔敏锐独特的审美喜好。一八九四年,弗利尔去往巴黎,和惠斯勒热烈地讨论日本艺术。惠斯勒认为,目前西方世界所熟知的木刻版画还有陶瓷都是比较晚近的作品,并不能代表日本艺术的最高成就,他鼓励弗利尔去东亚实地考察,去探索和发现那些不为西方人所了解的古代艺术宝库。弗利尔深以为然,回到美国后立刻开始筹备自己的第一次东亚之行。


一八九五年,弗利尔在樱花盛开的时节抵达了日本,三个月的岛国旅行让他初窥门径。一九〇七年冬天再次访问日本时,他已经是国际知名的东亚艺术收藏家和鉴赏家,日本的藏家们纷纷向弗利尔敞开了大门。他得到了大藏家孝田益的热情接待,还被邀请到银行家原富太郎在横滨的“三之谷”别墅小住。弗利尔可以自由地出入原家的收藏库房,对自己喜爱的艺术品进行仔细的研究。


其实,弗利尔的两次访日之行,中途都经过了香港和上海。和大部分二十世纪初的西方人一样,弗利尔认为日本是东亚的文化和艺术中心,所以他每次只在上海做短暂的停留,然后就都直接赶去日本。



但即便抱有成见,一旦成为真正具有深度的日本艺术鉴赏家,弗利尔就无法回避中国艺术对日本的深远影响。一九〇七年的日本之行对弗利尔的触动尤大,他接触到日本人收藏的大量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和日本藏家的交流中,他也了解到吴道子、李公麟、米芾、夏圭这些几乎被奉为神圣的唐宋艺术家的名字。登上返回美国的邮轮时,弗利尔的心中已经在憧憬着未来的中国之行。


在同时代的许多美国人眼里,弗利尔是一位比较另类的艺术品收藏家。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外销瓷风行欧美收藏市场,一件清代单色釉天球瓶售价可达五万美元。美国顶级富豪如J. P. 摩根、海维梅尔等都是中国外销瓷的大藏家。然而弗利尔对这些色彩浓艳,纹饰繁缛的清代瓷器并不以为然。在中国艺术的所有门类中,他关注最多的还是古代绘画。一九〇二年,前波士顿美术馆日本部主任费诺罗萨因为经济窘迫,向弗利尔出售了一幅南宋林庭珪绘《罗汉洗濯图》轴,这是宋代明州籍画师周季常、林庭珪应僧人之请特别绘制的《五百罗汉图》之一。这批五位一组,分绘于一百幅立轴之上的南宋罗汉像本由京都大德寺珍藏,一八九四年费诺罗萨曾借来其中的四十四幅,在波士顿举办了一场名为“中国佛教绘画”的特展。这是中国古代绘画在美国的第一次公开展出,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展览结束后,其中十幅罗汉像被出售给波士顿美术馆和某私人收藏家,其余将被送回日本。不料就在启运前夕,带有画家及年号题款的《罗汉洗濯图轴》和《天台山石桥罗汉图轴》不翼而飞。前者被费诺罗萨“找回”,作为“李公麟真迹”出售给弗利尔,后者在费去世前的一九〇七年也神秘地出现在市场,由弗利尔买下,卖家的身份并未公开。值得注意的是,费诺罗萨和弗利尔是有着十余年交往的密友,他是弗利尔了解东亚艺术的导师和收藏顾问。


一九〇九年春,他从纽约启程,先去伦敦拜访了大英博物馆的两位专家霍布森和宾雍,前者精通东亚瓷器,后者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绘画的权威。他还拜访了斯坦因以了解敦煌的情况,因而在第一时间内看到许多唐代的经卷和文书,从而大饱眼福。在柏林的人类学博物馆内,弗利尔与勒柯克会面,目睹了德国探险队在新疆盗劫的珍贵佛教文物。由海路来华,弗利尔的第一站是香港。在德国驻港总领事沃列则兹博士的陪同下,与当地的古董商会面,大肆采购了一番。抵达北京以后,弗利尔自己住在六国饭店,却在内城中租了一个四合院专门用于接待蜂拥而至的古董商人。因为买得太多,以至于许多中国人以为他是美国某拍卖公司的代理商。


弗利尔以为自己在日本有过看画的经验,所以信心十足,想尽可能的搜罗唐、宋、元三代的画作。原本以为能买到五六幅就是万幸,结果在短短两个月内入手六十余幅。回到美国后他才知道,买的大多是明代的赝品。他立刻处理了伪作,未将它们列入向史密森尼学会馈赠的清单之内。


其时,满清王朝还在苟延残喘,我们现在所知的绝大部分中国古代绘画精品还被集中保存在宫廷之中。因为缺乏可供参考的真品,无论是西方人还是日本人,其绘画的鉴识能力都受到很大的局限。不过一九一〇年再次来到中国时,弗利尔交了好运,在福开森(加拿大传教士和教育家)介绍下,他从沪上最大的藏画名家庞元济手中买到一批古画,其中不乏精品。


清朝覆灭以后,大量文物从皇宫内府以及王公贵胄的府邸中流出。就连远在美国的弗利尔也收获颇丰。一九一四年端午节前,福开森发来急电,告知端方的家人急于出售《洛神赋图》卷,如有意购买必须于当日电汇十万美元画款。此《洛神赋图》是宋人摹本,也是弗利尔在端方生前,于“匋斋”中亲手展玩过的传世名画,所以听闻此讯后毫不犹豫地付款买下。它成为弗利尔本人收藏的最为重要的中国古代画作,也是今天弗利尔美术馆的一件镇馆之宝。


两年后,弗利尔又得到了端方旧藏的(传)郭熙《溪山秋霁图》卷和(传)李公麟《蜀江图》卷。今天,《溪山秋霁图》是学界公认的具有郭熙风格的北宋山水画杰作,《蜀江图》虽然并非宋画,却因为曾得到乾隆皇帝的喜爱而声名显赫。乾隆将宋摹《女史箴图》卷,以及三件传为李公麟作品的《蜀江图》卷、《九歌图》卷和《潇湘卧游图》卷定为“四美”,珍藏于静怡轩中时时把玩。现在,除《九歌图卷》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内,其余“三美”都已流失海外,为大英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分别收藏。


对于以佛、道造像为主的中国古代雕塑,弗利尔起初并不重视,认为它们只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在艺术上造诣有限。一九〇九年,波士顿古董商、日本人松木文恭准备将一批中国佛道造像交给弗利尔,用以抵偿他累年积欠下的上万美元的债务。其中就有一尊出自西安宝庆寺的十一面观音菩萨立像。菩萨面相丰圆,身体肌肉感明显,衣饰雕刻得华丽而别致。但因为不懂中国雕塑,弗利尔拒绝了松木文恭以造像抵债的请求。松木并未放弃,转而向弗利尔详细地介绍了十一面观音像来源和出处。弗利尔果然被打动,答应了抵债的交易。


或许是这尊富有盛唐之风的观音像给了弗利尔审美的灵感,从此他开始关注起中国古代的佛教雕刻,甚至于一九一〇年间专程去往河南,考察了北魏后期开凿的巩县石窟寺。清末,洛阳城外土匪肆虐,他不顾当地官员的劝阻,执意前往龙门石窟,不仅请职业摄影师为石窟留下详细的照片影像,自己还写下了长达六十余页的调查记录。弗利尔心中还惦念着云冈石窟,却因为身体日益衰弱再也不能承受长途旅行,最终未能如愿。一九一三年后,弗利尔购入的中国雕刻的数量明显增加,其中,从卢芹斋手中买来的六件大型石刻特别引人注意。现在已经证明,这六件石刻出自响堂山南、北石窟,是北朝晚期中国佛教雕刻中的精妙作品。


晚年的弗利尔改变了初衷,决定不待自己去世,提前启动博物馆的设计和建设。美国建筑师查尔斯·普拉特为他设计了一座简约、朴素的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遗憾的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弗利尔美术馆工程进展缓慢,弗利尔未能等到最后的建成开放。在弗利尔的脑海中,一座意大利风格的建筑容纳着中国佛像、日本瓷器、美国绘画,这会是多么美妙的陈列!弗利尔坚信,艺术的美是相通的,来自不同文化的艺术精品,虽然在质地、色彩、外观上千差万别,在视觉上却具有美的共性,博物馆就是要通过巧妙地安排,将这种共性展现出来。


弗利尔和赛克勒博物馆


建立之初,弗利尔美术馆的藏品完全反映了弗利尔个人的审美趣味。弗利尔曾坚持认为,他收藏的艺术品已经完美到不能再行增添。不过在去世前不久,弗利尔终于做出了一个对博物馆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决定。他修改了自己的遗嘱,允许博物馆继续收藏和现有藏品相关联的,具有重要美术价值的藏品,只美国绘画部分不包括在内。弗利尔美术馆终于获得了自我发展的权限和空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馆藏文物扩充了三倍。


就弗利尔个人的中国收藏来说,绘画、玉器、和佛教造像水平很高,美术馆将其继续扩充,使之成为海外收藏的顶级水平。对于弗利尔很少购买的陶瓷器,美术馆也大量购藏形成规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铜器。从一八九四年购入了第一件中国古彝器开始到他逝世时止,弗利尔自己买入了五十八件上古三代的青铜礼器。以后在历任馆长的主持下,陆续又有重器入藏,使美术馆成为海外收藏和研究中国青铜器水平最高的博物馆。


顶级的馆藏还需要顶级的研究人员以及权威的出版物。因为弗利尔生前严格规定,文物一旦入藏就不得被移出博物馆建筑之外,所以美术馆特别重视文物图录以及研究成果的发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罗治馆长任内入藏的中国青铜器》,以图版制作之精美至今为人称道。而一九六七年出版的两卷本《弗利尔青铜器》更是波普、巴纳、高居翰等名家以多年心力合作完成的煌煌巨制。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弗利尔曾在底特律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中国古代画展。一位朋友向弗利尔汇报了展厅中清冷的实况:上午和下午的四个多小时之内,只有不到二十位观众,所有人只是匆匆走过。面对好友的愤愤,弗利尔自己泰然处之,相信一定会有观众从中国的绘画中得到启发,从而收益。


今天的人们回望弗利尔,感慨于他传奇的人生,以及他亲手奠定的那座伟大的博物馆。或许,使西方人正确地了解和欣赏东方艺术,以及为此而进行的不懈努力才是弗利尔最重要的人生贡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西方优势为主导的世界,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而处身其中的弗利尔是一个超越时代的人物,他的坚持和努力在今人看来,尤其令人感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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