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昱坤

艺术评论、独立撰稿人,现就职于中国画院秘书处,负责艺术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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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要“面子”,更多是背后的不自信
发表:2018-01-23 20:03阅读:181

文/李昱坤  

一、
   某位德国艺术史家说,听一首钢琴曲,因为太好听,没有人记得它的名字很正常。但现实人们不会这么无情,反而喜欢八卦一下这个人,把这个人的所有作品找出来,挨个儿听一遍。觉得好听的话,一看这个人的背景、头衔,“哟,怪不得!”就被圈粉了。
   反过来,如果一首乐曲不好听而无人问津, 没人会去八卦他。若你是这个人,缺点才华,或者曲高和寡,难以支撑下去,你会觉得凄凉。现在有人告诉你一种能够让别人八卦你的方式,你会立马受到关注而倍儿有面子。属于人之常情的是,大部分人都会愿意试一试。
    这就是中国文人天生强烈的做戏本能:为了受到关注,角色进入的很快。攒下一系列头衔称谓,或者做一件什么骇人听闻的事,都变得相当容易。而事实是,哪怕十年不写字画画,一朝是书画院院长,一生都倍儿有面子,活脱一出奋斗史。到了下一代艺术家,完全模仿戏里的样子,打躬作揖,握着自个儿名片递上去,对方接过来,看了看,口里念念有词“某某协会秘书长,某某书画院院长……”然后两眼放光,掷地有声的扯了一句“久仰久仰呀!”
    通常这时,“艺术家”浑身几万个毛孔都是舒服的。艺术家要生存,一定要被人“久仰”,这是生存之“道”。有“道”的,每天工作室宾客络绎不绝,圈内潜规则是去画家工作室拿画,价格比市场价高两倍,因为在大名头的前提下,买的就是保真、放心。形成潜规则的前提是,去工作室拿画的人够多,“爱艺术”爱到了宁愿多出两倍价格也要排队抢购的地步。所以,这种艺术圈的生存之“道”造成很多现象,比如天价作品层出不穷,野鸡书画院出现几千个,头衔挂羊头卖狗肉的比比皆是……“道”的内涵就是面子,面子应该有里子,而有些人没有,所以什么现象都是正常的,艺术品背后的价值更多是艺术家的价值,艺术家背后的价值则是名头的价值,名头的背后,则是当前中国人的伦理价值观。换句话说,把这种现象套用在演艺界、音乐界、文学界都会发现类似状况。
    有人说,你画你的画,画的好自然就出名了,为什么很多艺术家不画画,去和人交往,搞所谓的“社会活动”呢?
    这需要追本溯源。
    古代的中国社会以家族为核心,个人荣辱与家族紧密相连,状元及第都会“踏尽长安花”,骑着高头大马,衣锦还乡,祭祀祖先。礼制让这种行为成为道德教化,即在和谐相处中,你为自己家族争了荣誉,别人都会高看你。这就是说个人的地位并非完全依赖成就,而是家族和他人的眼光。那时的社会公共领域没有形成,人与人之间主要通过私人关系联系起来,形成关系网。所以在过去熟人社会的特定语境中,人们往往关注自己在周围人心中的地位,以捍卫自己已有的优势地位,确保自己在他人面前保持体面和尊严。因此,在过去的中国社会,人们往往用人情和私交来组织人际关系,谁的面子越大,谁的话语权就越大。谁的话语权越大,与他结交的人提升话语权的可能性就越大。人与社会的关系即是人与人的关系,“学而优则仕”,入仕为官,最大的价值在于“给祖宗争了脸,在邻居面前腰杆子硬”,让人争相结交。
   在古代,一般性的画匠是三百六十行之一,和其他贩夫走卒一样,并不拥有多少身份上的优越感。他们必须像一个私营业主一样,对自己的产出作品负责,否则有破产的危险。他们不仅画画,还要努力维持好自己的关系网,力求形成一个“闭环”。中国人有舞文弄墨的传统,那是参禅悟道、发泄不满的途径之一。古代人为了达到与他人的关系和谐,实现理想中的互动效果,有时就需要利用“名头”这一便捷的无形的社会资源来进行交换,比如赠画。“闭环”大了,名头就大,腰杆子就硬,无论销售还是做官,办事都极其方便。反过来说,画的画越叫人接受,知道这个画家并且崇拜这个画家的人就越多,这个画家的闭环就越大。所以艺术家的社会活动和投其所好都是一种历史。借助艺术品让自己受到关注很是便捷,“久仰”自己的人多了,乡邻皆知,有了显赫的名头,便为家族争了光。
   只是古代书画家的“名头”,大都比较实在。滥竽充数者不易出名,借助作品做局的投机者也不多,艺术大都随着社会形势的影响而变化。今天媒体发达,手机端一天可以出现几十条热搜,微信朋友圈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今天获得“名头”容易,作品升值更容易,虽然不再单纯的为家族争光,但这种*惯性的闭环思维还是根深蒂固的。

 

 

曾经红遍网络的“世界之最”

 

二、
   鲁迅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老北京文化中的哈巴狗,满脸忧郁,它的学名叫中国宫廷犬,眼距很大,牙齿稀疏,有先天愚型的特征。这种沧桑的萌物,见人便奴才般的凑上去,叫人心生喜欢。它是近亲结婚的产物,是不健康的犬,但是没人管这些,因为它像一类人。金鱼也是一样,过去人看它是异类,畸形才生的如此夸张,但是今天常说的金鱼如何漂亮。梅花、荷叶,进入中国文化中,干梅成了盆景,“病梅”成了中国文人欣赏梅花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半开不开,或者完全干枯,文人就喜欢这种状态,因为它暗示了一种现实。
   病态就是病态,说的人多了,就成了常态。就像名头一样,张艺谋当着李安的面夸章子怡,章子怡名头就能膨胀,人们会认为她受到权威的肯定。如果有一天,张艺谋对着一个罪犯夸章子怡“戏演的好”,可能章子怡会很没面子,对名头没什么用,她甚至会认为导演疯了。事实上,夸与不夸,章子怡还是章子怡,只是一部分喜欢,就惠及大众,张艺谋喜欢,对着李安夸,人们就认为李安也喜欢。
    七八十年代以前,“美学”这个词在中国很流行,美学著作鳞次栉比。以至于出现了朱新建、王炎林之辈,书法出现曾翔、王镛、胡抗美等人,让现在的人们惊呼,和过去的含蓄不太一样,就像明清之于唐宋,艺术在大踏步往前走,在不断发生,相对的传统便成了秩序,绝对的传统被打破或者重构,有的人就开始骂,说他们侮辱了魏晋汉唐。但是走进拍卖行,发现其份量已经远远不同了。今天的艺术远远的走在时代审美前端的时候,暗合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法则,就是有创造力的人方为能者,能者居之。这并不是说把病态扶正,当代艺术给你很宽的舞台,并非在一个固定的范畴当中荣登高位便是“名头大”。真正属于人的艺术,只能生成于个体的、主动的精神过程之中,才能与渗入社会文化的异化力量保持对抗性张力,在这种状态中与社会文化交换能量,从而更新精神并改变社会。所以艺术的标准是他们给与的,并非拿得出手的一连串头衔给与的。
    传统是秩序,今天进美术馆,看不懂画是正常事,越接近我们自己的时代,秩序越模糊,就越难以发现什么是持久的成就,什么是短暂的时尚。苏格拉底那句“美是难的!”引发数千年的讨论。直到人们开始审丑、审怪,朱新建的画卖到了几十万的时候,如果还在有人讨论“美学”,还有书法家抄着传统组织的名片给你炫耀,就像穿着棉袄过冬,穿暖花开,夏日炎炎,悟出痱子还在忖度着如何过冬。
    艺术应该是人们观看这个世界的方式,艺术的变化应该启迪人们时代已经变化。前卫的黄宾虹《黄山汤口》卖了3.45亿,他当年并没有印什么名片,而且大众的审美已经进步。说到底,艺术只是一种达到目标的方法,而不是一个目标,这个目标是使人在生活当中变得更富有创造力,而不是思考这种创造力将施于何处。假有一日,你借由自己的美感经验而获得较高的创造力,并将之应用于生活和职业,那么艺术的目标就已达成。同样,你的画卖到了无人不知,“你到底是谁?”恐怕连你也模糊不清了。
    借用佛教那句“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做艺术家对待市场和头衔应该冷静,因为初心是艺术。而艺术的初心应该是社会大众。
    我很同意一个观点,真正的艺术,只能生成于个体的、主动的精神过程之中,才能与渗入社会文化的异化力量保持对抗性张力,并在对抗状态中与社会文化交换能量,从而更新精神并改变社会。从这个范畴上来说,附庸风雅、沽名钓誉、哗众取宠都是瞎玩。
    所以有人说今天的艺术就像唱歌、写作、舞蹈、性爱或烹饪一样,是个人对生活所反应的众多表现之一,带着个人最内在意识的印记。今天做艺术,套用一个形式,或者画别人已经有的,苟衣图食,日子终归会好过些。而真正值得尊敬的是,如一位80后年轻女艺术家所说“害怕自己的艺术不停重复,那样便失去很多可能”,有此等认识,纵是重复,也是不断的进步。
    人的心理大多奇妙,一边骂一边爱。这些名头显赫者,总有卖得出去画的,卖得不错的也不乏其人。其实这也是社会地位和声望的反映,是自我的心像。艺术界常见的介绍自己身份的时候拉出的一长串获奖荣誉,以及所谓的诸多社团领导职务,究其原因更多的还是不自信,他们怕自己的艺术成就被人戳破。可艺术的珍贵是一种可能性,是不断发展中的新的标准,而非在已有的艺术范畴中荣登高位。对方的一句“久仰”固然重要,但艺术有自己的风骨,艺术工作者就需要保持清醒,有自己的操守才能有可能塑造新的标准。在这个快节奏时代,金钱可以决定物质生活的高度,艺术更应成为精神生活和本色人性的净土,它不一定清贫,但一定是一股清流,唯有如此,方能源远流长。

 

2018年1月23日20: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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