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跃: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符号”
发表:2018-03-09 23:13阅读:775



在当下的艺术界,女性(性别)问题还是被置于边缘地带的“亚课题”,偶尔有评论家谈及,但仍未能进入主流的讨论框架内,而“女性符号”在很多男性艺术家的作品里,自然的也就给我们呈现出了他特有的范式。一直以来,女人的身体以及形象,向来是被频繁使用的被创造,被观看,被欣赏的主体物。男性艺术家以其特定的方式,技能和视角,暗含着的文化意识形态,按照他们的所思,所愿或所恶制造出女性客体,通过作品的创作再现出对女人的定位,作用于人们的潜意识,在这里,女人是男性的自我投射,体现权力意志的视觉符号,他们通过文化生产积极的对性别差别的塑造产生作用,同时也对既有的性别政治和权力关系发挥着积极作用。正如穆勒所说“我们总是把目前的一切视作理所当然”,在*以为常当中,懈于思辨的认为现状即“自然”。至于“自然”当中埋藏着的偏见和扭曲,在他们的看来,这些都不算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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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中立  布面油画   《父亲   》       《春蚕》


在罗中立的艺术创作生涯,“乡土”现实主义一直是贯穿他作品的主要脉络。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蚕》,在一次访谈里他这样谈到“其实《春蚕》就是《父亲》的姊妹篇,也可以叫‘母亲’吧,我就是想表达一种对母亲的感情。”罗中立用“春蚕到死丝方尽”来表现母亲伟大与无私的形象。相对于《父亲》人物五官正面,神态细致入微地描绘,饱满醒目的构图,金色的背景;《春蚕》是一个没有面目和面部表情,黯淡背景里,像蚕丝一样的银发,低眉垂眼,默默劳作,隐忍奉献的女人,三角形内缩构图。《父亲》和“母亲”,在视觉结构和色调安排上,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性别差异似乎是天然的结果。对母亲的视觉图像创作,似是早已预存在艺术家的心中,男性艺术家对主旋律“伟大母亲”的歌颂赞美,树造道德楷模,赞美现实加诸在她们身上不得不承受的苦难,将母亲的无私奉献作为道德标杆给合理化。(农耕文明)意识形态以非说明的方式流露出来,女性因为生理上具有孕育创造生命的能力,而被界定为具有料理家务和生育后代的功能,被认定为自然范畴,划归到私领域,其功能性凌驾于她们的尊严,意志,权益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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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多苓  布面油画   《母亲》


“我妈,我跟她在精神上不能完全沟通,但有一种血缘和一种感情,还有一些潜意识的东西。所以,我妈去世后,我最痛苦的就是在精神上没有跟她很好地沟通,这是我最痛苦的一件事。生活上我到是尽可能地照顾,有时候想起来比较不能释怀的就是精神上和她缺乏一种交流……”。与罗中立同为“伤痕美术”的代表人物的何多苓在母亲去世前画了这幅《母亲》,虚化的背景空间,日惭衰竭的老人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何多苓特意画了一株母亲喜爱的桃花,可见创作者在情感深处对母亲的眷恋,以及试图对遗憾的弥补。在社会通行的主流叙事,“母亲”不仅是孕育生命的载体,也是每一个成年个体生命情感深处的归宿。日常生活中,“妈妈”是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汇,战士在战场上临死前,口中念叨挂念最多也是“妈妈”(很少有谁念叨“爸爸”的)。“妈妈”是人们情感深处最美好最温暖的一个词汇,却也是人们于语言文字中轻贱得最多的一个词汇。


何多苓   布面油画  《无题》  《女人体》


何多苓的这两幅作品,对色彩的限制,用笔的松动放逸,形成空蒙迷幻的空间感,并随着他对人物的虚化处理而加强。艺术家创作的青春少女形象,毫不含糊的裸露着阴部,有意识强化的面部表情,诱人的,柔弱的被动状态,散发着童贞气息,青春活力的身体,这是男人为男人创作的充满视觉享乐和快感的作品。在视觉艺术中,女性被当成男性欲望的观看物是被广泛接受并认同的事情,男性的生物性本能能够得到社会文化充分的体谅和肯定,并且有着宽广的施展空间。何多苓的作品里,依照他的欲望把少女安排成为他需要的模式,创作出独属于他自己的“情·色”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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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蒂斯   布面油画  《做梦的特丽莎》


由此想到了不久前,一份签署了上万人的请愿书,要求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巴尔蒂斯作品《做梦的特丽莎》从墙上撤下,理由是:“具有儿童性暗示 的青春期少女画作”;紧接着原定于今年4月的“巴尔蒂斯:最后的照片”展览,被媒体批评“这些具有争议的照片会被恋童癖者当成‘盛宴’”,德国Folkwang博物馆最终决定取消其个人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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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太权   观念摄影   《遗忘》系列


文革主题的创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艺术界的一股流行潮流,田太权的文革摄影作品《遗忘》等系列,以红卫兵墓群为创作背景,作品的创作加入了不少数码后期制作的元素,巧妙地运用一系列的叠合,拼贴等手法,把那些没有(或模糊)面容的红卫兵青年女子的裸体置入破败阴森的墓园里。频繁使用的阴部,乳房,给人一种经历了性暴力的现场联想,作品里频繁强调的性刺激使其“文革反思”的观念主题显得模糊不清,充斥着市井趣味感观兴味的讨巧投机。这样的趣味在其作品《旗袍》系列里,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们的身上或身边,时不时有着一条细而蜿蜒的蛇(蛇与女人,在《圣经》里隐喻着诱惑与原罪)。而对其为什么作品里,多是些无面容,裸露性器的女人的疑问,田太权在一次访谈里说道“如果拍赤裸的女人,我更有兴趣。构思和制做的过程,其实也是内心情与欲的宣泄过程。”在特定的工作名目下,男性把女性仅仅是作为(生物)“性”来看待,不具备人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的生理性存在物,把她们作为性幻想的承载物(同时她们也“天然”就是不道德的),在特定的空间加以施展。不得不说,当下的艺术界的性别意识仍然处于蛮荒而不开化的状况,正是由于这种状况,限制了艺术家们在两性,以及性的审美域方面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显得单一,而又贫乏。



高氏兄弟    雕塑    《M小姐》


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政治波普,艺术家们通过语言的转换,使用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形象进行调侃,反讽的批判性创作。高氏兄弟创作于2006年的雕塑《M小姐》,“用卡通化的长鼻子以及女性化色情化的处理强化了M精神性毒素的繁殖性,幽默地反讽解构了M偶像的神话”(高氏兄弟)。作品里,创作者将极具诱惑力的女人形象以“萌哒哒”的形式与某种撒旦的角色挂钩放在同一语境,以将女人丑恶化,妖魔化,欲望化来达到对M的邪恶罪行的反讽效果,彻底消解其“伟光正”的形象。而在政治批判创作中,除了使用女人的形象,男性艺术家们惯常使用的还有就是猪和狗,来进行贬低和非人化的政治比拟和批判。以男性为中心的集体无意识的扭曲贬低她群体为视觉手段,强化女人的劣等性来达到解构政治形象的目的,然后又以“受害人”的视角批判个人中心化的毒菜,(以一种极权)反抗(另一种)极权的压迫――充满悖论的批判方式,在男性艺术家们的创作中,好像已是蔚然成风的事情。而由于父权文化的作用,无论是国家政治的极权,专制,还是性别政治的男权,他们共同构筑了父权社会的三位一体,彼此交互作用,而又相互成全,几千年了,陀螺依旧还是那样的陀螺。


不可否认的是,艺术家们的创作在不同程度上,相应的都会被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社会阶层,审美取向,精神构成所限制,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意义。通过对男性艺术家作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性别政治当中,权力的不对等,以及权力上位者在意识层面的运作方式和大致规则,将其观念施加于权力下位者,长此以往形成所谓的“自然”秩序,性别制度。这类根源于大众的约定俗成,显得广泛而又绝对的呈现,反过来又进一步固化使其根深蒂固。男性艺术家的视角将其观念意识以不证自明,常识性的面貌流露出来,渗透进入人们的潜意识,影响人们的思想行为,作用于我们现有的社会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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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威廉·沃特豪斯  布面油画  《海勒斯和水神》


行文至此,我想到了前不久的一条新闻,国内媒体单一片面的将《海勒斯和水神》被移出英国艺术画廊叙述为是由于色情的缘故(给人政治正确矫枉过正的错觉)。而查看外媒的报道后,才得知这是女艺术家索尼娅·博伊斯做的一个行为作品,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海勒斯和水神》画作暂时性移出英国曼彻斯特艺术画廊,她是希望籍此行为能够激发人们讨论,如何看待艺术品中的性别以及性议题,整个过程被拍摄记录下来,成为一件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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