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亲复仇是丛林社会的野蛮遗存
发表:2018-03-13 18:02阅读:374

 

 血亲复仇是丛林社会的野蛮遗存

吴味

 

最近,一起“血亲复仇”案件又震惊全国:2018年2月15日,农历丁酉年大年三十中午12时20分左右,陕西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三门村35岁的村民张扣扣将同村隔壁邻居71岁的村民王自新及其47岁的长子王校军、39岁的三子王正军残忍杀害。目前媒体报道其杀人动机是为母亲复仇(最终以法院审判为准):其母汪秀萍于1996年在一次冲突中被王正军“故意伤害致死”,而该旧案当时由南郑县法院审判,“(因当时)王正军未满18周岁,且能坦白认罪,其父已代为支付死者丧葬费用,加之被害人汪秀萍对引发本案起因上有一定的过错行为,应当对被告人王正军从轻处罚,所以法院以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王正军有期徒刑7年……被告人王正军的监护人王自新一次性偿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经济损失9639.3元。”(2018年2月21日汉中市南郑区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文章《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215’杀人案情况通报》。网上可查阅。)该审判判决当时检察院、原告、被告都认可,判决生效;但20多年过去,张扣扣依然仇恨在胸,不顾母亲案件早已了结,还是亲手为母复仇了。

张扣扣“复仇”案件

针对这起血亲复仇案件(本文“血亲复仇”与“复仇”同义),就像以往类似案件一样,网上居然有大量人士(包括文化艺术人士)叫好,如有网文《张扣扣的血腥是我们残存的希望》、《张扣扣别死,侠义之士不能让他断子绝孙》等等,肯定、推崇张扣扣血亲复仇,甚至把张扣扣誉为英雄(侠义之士)。我在几个文化艺术微信群中发帖质疑:“张扣扣的血亲复仇的现代伦理学和法学的合法性在哪里?这种丛林社会的野蛮遗存居然得到文化艺术界的广泛推崇,真是悲哀!中国现代文明转型的希望在哪里?”、“我们不是不需要血性,而是需要将血性表现在对司法不公、乃至专制政治进行符合现代文明的抗争(包括引发知识界的话语抗争、乃至社会广场抗争),而不是搞什么血亲复仇!”等等。

张扣扣“复仇”案件

针对我的质疑,居然有许多微友发帖反对:“法之不法奢谈法”、“天然正义”、“***当年说,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给你个说法。”、“法之不法奢谈法,民为屁民拒顺民”、“张扣扣的复仇,古今中外宇宙之中都没有疑议。如果放在一个法制国家,可以在司法层面有争议(论刑)。在赵国,唯一能做的就是喝彩。”、“在立法与司法体系丧失程序之正义的人治社会,对张扣扣式的复仇必然得到一边倒的道义喝彩,这是无法拉回到理性的法律语境进行讨论的。而对其复仇行为进行批评的,不但无法取得合法性,且更不具社会道义性。”、“立法与司法体系丧失程序之正义的人治社会首先不具合法性!这个大问题若避之不谈。否则谈张扣扣的血亲暴力复仇的现代伦理学和法学的合法性在哪里?那是在扯淡。”、“普通司法之上有自然法。法外还有正义和上帝。”、“我是张扣扣也只能做此唯一选择,这是理性与勇气之下的决择。因为作为个体人无法以一人之力改变整个人治社会的立法权与司法权走向程序正义。”……还有学者向我推荐了他认为能回答我质疑的北京大学著名法学教授朱苏力(笔名苏力)的文章《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为例》(以下简称《复仇与法律》,文章网名为《“复仇”没有现代法理基础?未必—苏力—观察者网》)。

朱苏力教授

他们一个个好像言之凿凿,头头是道,仿佛“血亲复仇”或者说中国现在的“血亲复仇”真的是法理滔滔、伦理滚滚、正义浩浩。果真如此么?

为了搞清楚苏力先生的文章是否真的回答了我的质疑,我逐字逐句通读了这篇长达12440多字的文章。令我意外的是,《复仇与法律》完全没有推荐者所以为的能够回答我的质疑,即完全没有说、更没有论证血亲复仇的现代法学和伦理学的合法性,相反,文章帮助我进一步认清了血亲复仇是丛林社会的野蛮遗存及其在现代法学和伦理学中的非法性。

事实上,苏力先生的《复仇与法律》主要是讨论复仇的起源以及复仇与文明(包括法律)起源的关系。他认为复仇起源于生物受到侵犯时的本能的“报复”——受侵犯的生物个体出于生物本能对于侵犯者的抗争和反击,这是一种任何生物都存在的自我保护的本能行为。从自我保护的下意识攻击动作、到应激性自卫行为、到一般性惩罚行为、再到预谋性复仇行为,都属于“报复”。这种“报复”现象在动物界也广泛存在,只不过动物界的“报复”比在人类的级别低,只有下意识攻击动作和应激性自卫,只有人类才有一般性惩罚和预谋性复仇(包括个体和群体)。由于报复(特别是预谋性复仇)的威胁,为了生存,迫使人类个体和群体自我约束、克服冲动,变得理智、“礼貌”而“文明”起来,从而逐渐衍生出人类行为的规则,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即苏力先生最后总结的:“政治法律制度也并非理性设计的产物,它是文明的,却来自血淋淋的社会生活。”

从苏力先生的分析中可以知道,从复仇的起源和运作机制看,人类的复仇本身在产生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完全与道德无关,尽管在人类历史的后来发展中,某些情况下的复仇慢慢被赋予了一定的道德(正义)含义,但其中的自我保护的生物本能依然有着根植于基因遗传的顽固性的、主要的存在,就像苏力先生说的:“报复(包括复仇。笔者注)更多受生物性驱动,而并非为‘道德’或‘正义’所驱动。中国老百姓说,‘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在这句话中,复仇的根据完全不在于父亲是否社会正义的或道德的象征,它所指明和强调的仅仅是这种生物的亲属关系。”(这次张扣扣根本不顾法院审判的复仇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他是“杀母之仇,不共戴天”。)它体现或主要体现的正是人类在丛林社会时期的弱肉强食、血腥竞争、适者生存的动物性本能的“丛林法则”。正是在生物生存本能的意义上,我们说复仇是“人类野蛮的、不文明的产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复仇是非理性的,而不是说它的实施不需要理智。尽管苏力先生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实际情况是,人类的文明、理智越是发达,复仇越残酷;复仇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一定层面上反映的是文明的发达程度。”但这里他所说的“文明”只能是“技术(手段)文明”,而非“价值(伦理)文明”;他所说的“理智”只能是“技术理性”而非“价值(伦理)理性”,所以复仇只能是人类“价值”蒙昧的野蛮的、不文明的产物;也所以,苏力说:“恰恰相反,复仇,特别是制度化的复仇,其实是一种文明、理性的产物。”在现代文明语境中,是很容易误导的。

另外,复仇虽然导致了法律等文明制度的诞生,但这不等于说复仇本身是文明的,它只是文明赖以产生的对象前提条件(之一),无法说明它对于文明的必要性,并非所有文明都由复仇作为对象前提条件而产生,而且没有复仇,人类也不需要针对复仇相关的法律文明;就像某种犯罪激发社会产生了针对某种犯罪的法律文明,但不能说犯罪本身是文明的,而且人类理性也可能根据已有经验制定出具有前瞻性的针对这种犯罪的法律文明(这种情况很多了),再说如果没有这种犯罪,人类也不需要针对这种犯罪的法律文明。进一步说,当法律吸收了复仇在历史中逐渐产生的一定程度(实际上很小)的道德(正义)因素、并摈弃了复仇的生物生存本能性的自我保护目的、而成为人类的善(自由)的规范后,那么复仇就被法律(尤其是现代法律)全面超越——其中的极为有限的道德(正义)性被法律吸收和提升;其由于生物的报复本能以及对恶的识别和恰当惩罚的能力局限性所可能导致的对复仇对象的非适度(多为过度)伤害也被法律所遏制、乃至避免。正是在超越的意义上,苏力先生所说的“人们要求的司法/正义,不过是人类报复本能的另一种说法。”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司法/正义早已超越到了善(自由)的境界(尤其是现代司法/正义),其内在驱动力(包括动机)已经不再是生物生存性的报复本能。

那么复仇怎么可能在法学和伦理学、尤其是在现代法学和伦理学中还有合法性呢?一种落后的、被超越的事物怎么可能在进步的、超越的事物的规范中有合法性呢?所以,面对相比之下的文明的惩罚犯罪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现代社会,复仇只能是我所说的它是“丛林社会的野蛮遗存”,这种野蛮行为由于生物基因遗传的本能而具有顽固性。这种说法针对已经有了法律的传统社会,无论中外,都没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传统社会,复仇也被认为是一种恶,而为法律所不容。所以,不存在在所谓“法治不彰”的中国,复仇是值得推崇的正义之举的问题,因为首先再怎样“法治不彰”,今天中国的“法治”也比传统中国社会强;其次,即使传统社会水平很低的“法治”也是对复仇在法学和伦理学上的超越,因为它就是在克服了复仇的对于善恶的蒙昧和巨大局限性的基础上而诞生的,有了超越复仇的“法治”和伦理实践,复仇就是法学和伦理学上恶,只不过恶的大小有不同。本来,复仇在起源意义上,只是一种生物学自我保护本能,在善恶观念诞生之前,它无所谓善恶,就像动物界的相互残杀无所谓善恶一样;正是在超越了复仇的、已经分化出善恶的“法治”及伦理的意义上,人类的无所谓善恶的复仇才有了善恶文明观念对它的审视,在“法治”及伦理文明的光照下,复仇才显出了原本无所谓恶的恶。

所以,那些以“立法与司法体系丧失程序之正义”、“人治社会”、“具体案件审判不公正”等,来为张扣扣等人的血亲复仇的合法性辩护,是站不住脚的。何况现在中国的刑法的立法没有任何程序正义吗?其司法也没有任何程序正义吗?那要多大的程度才能认为复仇是正义的呢?有标准吗?两者程序有瑕疵(假如有的话。其实中国刑法的司法程序正义是有很大保障的),就完全无法保障实质正义吗(那不够现代意义上的程序正义的传统中国社会的刑法及司法是不是就没有任何保障实质正义的可能呢)?有什么根据?司法无法保障实质正义要到多大的程度才能认为复仇是正义的呢?有标准吗?张扣扣的母亲被杀案件的法院审判的程序有问题或有多大问题吗?有什么根据?有问题,张扣扣的复仇就正义吗?我们不能总是以一句笼统的“立法与司法体系丧失程序之正义的人治社会”等类似话语,不分青红皂白地来为具体的犯罪行为开脱。而这种混沌而荒谬的开脱方式实际上是当下中国知识人的常见病——一种先天不足、加上后天营养不良和/或营养中毒而导致的流行性的非理性病。

至于用什么“天然正义”、“自然法”、“上帝”等来为血亲复仇辩护,更是狗屁不通,因为法律与伦理(尤其在现代)就是基于“天然正义”、“自然法”、“上帝”等观念建立起来的已经成为更高境界的善(自由)的规范。一种主要由生物学的自我保护本能驱动的复仇,在更高境界的善(自由)的现代法律和伦理的语境中,如何再谈“天然正义”、“自然法”、“上帝”?它有的只能是践踏现代法律和伦理的恶。

或许有人会问,面对亲人生命遭遇了“无法更改”的司法不公,难道就只能默默承受?是的,承受是必须的,但“默默”倒不一定,在承受的同时,就像我前面说过的,可以继续对司法不公、乃至对相关的不完善社会制度进行符合现代文明的抗争(包括引发知识界的话语抗争、乃至社会广场抗争),而不是搞倒退的血亲复仇,要相信人类的善具有不断超越的可能性,未必没有平反昭雪、邪恶得到合法惩罚的那一天。要知道世间本无绝对的公平,这是人类文明进步需要付出的善的代价。

也许还有人会说,复仇的威胁可能会激发社会去改善制度(包括法律)以及减少相关杀人犯罪的产生,这从法律的起源与复仇的关系看有一定道理。但首先,恶的行为激发而产生的善并不能抵销行为本身的恶,就像新的丧尽天良的杀人,导致了刑法相应条款的修善,这不能因此说新的丧尽天良的杀人是值得推崇的;其次,无法确定这种改善不能通过其它善的方式而获得,社会永远应该去寻找善的获得进步的方式,而不能指望恶的方式;其三,复仇能否减少相关杀人犯罪的产生,在古代不好说,但在现代,很多国家的社会学研究表明死刑并不能减少社会死刑犯罪,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复仇并不能减少相关死刑犯罪的产生,因为死刑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复仇,尽管法律上的死刑并不完全等于复仇(复仇可能比法律死刑更残酷、伤害更大),实际上死刑犯罪的影响因素很多,作用也非常复杂,复仇或死刑根本上无法消除那些社会因素的作用,畏惧复仇或死刑的心理对死刑犯罪发生的影响容易被其它更多的影响因素改变而起不了多大作用或不起作用;其四,今天的社会随着现代伦理学的发展,连死刑都逐渐失去了现代伦理学的合法性,以至于很多国家都废除了死刑(一种现代伦理共识是,暴力伤害只有在迫切需要阻止更大的暴力伤害时使用才是符合正义的,所以死刑的合法暴力伤害是不符合现代伦理正义的),这是人类的善(正义)的伟大超越,而复仇却与现代伦理学的发展背道而驰,它无视更高境界的善的法律,必欲置仇人、乃至仇人的亲人于死地而后快(就像张扣扣的复仇一下连杀三人),其源于生物生存本能的野蛮兽性行为令人发指。所以在这些方面也无法说明复仇在现代法学和伦理学上的合法性。

其实,那些推崇血亲暴力复仇的人,其逻辑就是,涉及某人的命案如果没有得到国家的公正处理,其亲人就可以认为是所谓“法治不彰”(由于“法治不彰”没有绝对的客观标准,所以任何遭遇司法不公,当事人都可以认为是“法治不彰”),就应该进行所谓“正义”的复仇;进而任何涉及任何人的事情如果没有得到国家或社会的公正处理,他自己或亲人就应该进行所谓“正义”的自我或血亲报复(包括复仇)。依据这种逻辑,无论国家、社会多么美好,任何人一生的生活、工作总会遇到许多国家社会处理“不当”的不平事、乃至伤害生命的不平事,那当事人都可以认为是所谓“法治不彰”,都可以进行所谓“正义”的自我或血亲报复(包括复仇),而报复(包括复仇)由于主要受个人生物学报复本能的驱动,以及个人认识恶及其程度的能力、把握惩罚报复对象的合适度的能力等的局限性,而使报复更多地超过、甚至大大超过了对象应该得到的法律或其它社会规范的惩罚的程度(就像这次张扣扣的复仇连杀三人一样),这不能不使社会的伦理灾难(包括生命侮辱、伤害以至杀人)泛滥成灾(文革社会动乱很难说没有报复或复仇的很大成分)。这样的社会该有多少恐怖! 

2018年02月26日于深圳

分类:

社会批评

标签: 复仇 丛林社会
@通知:

还没有人赞过这篇文章,赶快抢个沙发!

>>最近访客

    (所有用户)

    Copyright © 2008-2018 artintern.ne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艺术国际 版权所有

    经营性网站备案信息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络110报警服务

    电信业务审批[2008]字第242号 京ICP备09032365号电信与信息服务业务经营许可证080364号 京ICP证0803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20200025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