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跃:民国时期的男性女权者
发表:2018-10-29 21:57阅读:139


追忆民国,怀缅民国,是近些年兴起的一股文化热潮。文人志士们反思,并重新挖掘民国的精神和理想,以那个新旧更替动荡过渡的时期,所产生的自由和宽容的现象,“百家争鸣”的文化多元,充满活力的时期,作为参照系,来映照当下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借史论今,表达他们的政治诉求,以及对现实问题的不安和焦虑,他们天天在线上线下不同空间讨论民主、人权、宪政,忧国忧民,但对于占据这国人口数量一半的女性,她们的权利,她们的公平公正的话题,文人志士们基本上都是采取无视和抵制的态度。而如果我们拿民国时期的知识文人对待女权的态度,和当代的知识文人对待女权的态度作一个比较的话,那差距自是不言而喻的。在民国时期,众多先知先觉的男性知识文人痛感旧的文化观念中的顽疾病灶,看到女权与民权的内在联系性,而积极对女性权利鼓励和推动,竞相为之呼吁,多有撰文著述为女权辨护,他们在此方面的作为,我们若是对此选择性的遗漏掉,对于民国价值的挖掘亦是不全面不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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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多塞                   穆勒


在女权思想和运动的发展中,男性一直都是她们当中重要的力量,中外情况莫不如此,一些进步的,先知先觉的男性选择和女性一起为她们争取受教育权利、工作权利、选举权利,以及其他的各项人权而奋斗。他们当中有的人,不只是女权者,还是女权运动的推动者和女权理论的奠基人。比如:18世纪哲学家马奎斯·孔多塞,便是法国大革命期间女权运动的推动者,他秉持“天赋人权”的原则,认为女性应该和男性平等的享有各项权利。他在基于当时的《人权宣言》将女性的人权排除在外的情况,发表了《关于承认女性公民权》的小册子,这直接影响到女性作家奥林普·德古热以《人权宣言》为模本,起草了 《女权和女公民权利宣言》 (亦称《女权宣言》)。而在那个女权不被重视,倍受鄙夷的时代,孔多塞的挺身而出无疑是需要莫大的勇气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的女权主张已经是非常的激进和前卫的,并且是超越时代的;再则就是19世纪的英国哲学家、社会/政治理论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作为人权的理论家,除了人们熟知的著作《论自由》,关于女权议题,他撰写过三部著作――《承认妇女的选举权》、《妇女的屈从地位》和《妇女的参政权》,而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妇女参政促进会的创办人之一,他的著作至今仍是女权者们追根溯源、旁征博引的理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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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君武                    金天翮


谈民国,必然需要先谈晚清时期的进步文人,确切的说,中国本土的女权思潮的兴起,主要就是由男性知识文人倡导推动起来的,是开端于晚清的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吸收“天赋人权”的观念,开始重视个体权利,关注女性问题。早期的留学生们因之前的洋务运动而有了接受西方教育和思想的机会,从海外带回西方女权学说,并翻译成中文。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两位男性人物,就是马君武将斯宾塞的《女权篇》(这是西方女权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本译著。),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还有社会党人的《女权宣言书》翻译成中文,将此方面的西学引介入中国;金天翮的《女界钟》更是中国男性文人撰写的第一本明确宣扬女性权利的经典文本。康有为在《大同书》里,强调“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体即有其权利,侵权者谓之侵天权。男与女虽异性,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指出男女虽生理上有所不同,但生而享有平等的权利。梁启超也主张男女平权,提倡女性的文化教育,他与经元善在上海开创的女学堂,被誉为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


在民国时期,当时愈加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一些有识之士,特别是众多接受过西方教育和思想的知识文人,积极的救亡图存,反思传统观念、纲常礼教,推动国人的思想启蒙,主体意识的觉醒。有了之前维新时期西学译本的引介,“废缠足,兴女学”的先决条件作铺垫以后,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女性的地位,及其作用,意识到“处在大国交通、诸国并争的时代,中国若继续贬抑女性,自弃半数国民的智慧力量,无疑是变相自戕”。这期间众多的男性知识文人撰文著述,探讨女性问题,重塑女性形象。凭借自身的影响力和话语权,积极为女性的处境、权利、地位作呼吁,这其中就有鲁迅、周作人、舒芜、柳亚子、丁祖荫、郭沫若、巴金、曹禺、聂绀弩、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瑟庐、向警予、谭嗣同,等等众多知识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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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舒芜指出过“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论文就是《我之节烈观》,而逝世前一个月写了《女吊》,可见其一生对女性问题的关注”,而在女性问题方面,鲁迅一生前后撰写了有三十多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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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问题倾注毕生精力,写作了大量文章的另一个文人便是周作人。周作人的女性观点是更侧重于女性的性权利和常识教育,他是“第一个以‘性解放’思想挑战中国传统的贞操观”的男性知识文人,沈睿称他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男性女权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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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祖荫反对当时“民权之不复,而惶论女权”的论调,认为“女权和民权,为直接之关系,而非有离二之问题”,更有提出“女权者,万权之元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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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人士柳亚子,痛斥那些反对女权,陈旧保守的人为女界的“直接公敌”,是阻碍社会进步的“蟊贼”,他直言指出“夫权利云者,与有生俱来,苟非被人剥夺,则终身无一日可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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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之子舒芜,终其一生从上世纪40年代到21世纪初,持续不断的关注女性问题,思考和研究女权思想。在他的众多文章中,他一再重复这样的观点“看中国文人思想见识的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在妇女问题上的见解主张如何”。


民国时期为女性谋利益,挺身而出与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并肩而战的男性女权者不在少数,这在知识文化界基本上是个共识,并很快的在社会舆论和文化理论的层面,成为主流的政治话语。但在社会结构其他领域,保守思维的男性还是占据着大多数,特别是在政治领域。以至于在需要将女性的政治权利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时,出现了这样一页篇章――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允诺女杰们的女性参政权,革命成功后,新政权国民党在制定具有宪法效力的《临时约法》,在有关人权的章节,将之前在同盟会纲领当中既存的“男女平权”条款硬生生的给删除掉,孙中山的出尔反尔、言而无信、过河拆桥的行为导致了同样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女杰们的愤怒,这场风波激发了她们后来的选举权请愿运动,但其最后的结果是以失败告终。毋庸置疑的是,孙中山与革命党人对女杰们的这番举措,男权主义式的民主先天性的不足,对民主政治在思想认知方面的有限性,此短板亦是决定了后来政治民主失败的因素之一。


结语


中国本土的第一波女权思潮产生于晚清民初,当时的内忧外患,以及在面对西方现代国家的文化羞耻感,促使男性知识文人们意识到在文化和政体上除旧革新、自救自强的急迫性。为了能够告别君主制,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他们“兴女学”“倡女权”,在他们看来这是迈向现代国家的关键性一步。王政在《越界》一书中写道“我从那一时期的文字资料中看到,女权主义是作为现代化语言的一只号角被中国知识男性所吹响,尤其是到了新文化运动,有话语权的男性更是把女权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来宣扬,作为抵抗儒家三纲五常的有力思想武器来散播”。当然,在这一时期的女权者们,有其不完满、不成熟的方面,但正是Ta们的倡导和推进,促使了女性们主体意识的觉醒,为未来中国女权思想的发展开了一扇门。


参考资料:


【1】荒林  诸葛文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百年中国的话语传播和影响》

【2】夏晓虹《从男女平等到女权意识_晚清的妇女思潮》

【3】沈睿《男性女权主义者:舒芜对中国男权的批判  》


另注:马君武1903年的文言文译本《女人压制论》作者:弥勒·约翰,和现在我们常见的汪溪的译本《妇女的屈从地位》作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实为同一作者,同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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