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众不同的鲁迅
发表:2019-01-26 14:30阅读:238

  与众不同的鲁迅


  廖上飞


 

 

 《鲁迅的青年时代》,周作人 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鲁迅的有些东西的确在神话的过程中被扭曲和误解了。李欧梵写道:


  鲁迅在给李雯野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他不愿写自传,也不愿意别人替他写传。他认为自己这个人很平常,不必要写传。


  在《死后》一文中,他又写了与此有关的一段话。他写自己死后有一只青蝇“嗡地一声”停在他的颧骨上,舐他的鼻尖。他于是懊恼地想:“足下,我不是什么伟人,你无须到我身上来寻做论的材料……”


  可是,与鲁迅的愿望相反,由于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盛名之下,人们竟为他写下了无数的“传”和“论”。如果鲁迅死后有“灵”,对自己在国内国际上所获得的这种殊荣,会作何感想呢?


  ……


  尽管他自己非常谦虚并自我节制,他的有些东西却在神话的过程中被扭曲和误解了,有必要重新加以阐释。当然,鲁迅自己或许并不求理解,如他在许多自我解剖的文章中所表明的,他宁愿将那些内在的鬼魂保存在自己的心里。[1]


 

  尹慧珉为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一书写的“译后”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认为: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通过对鲁迅作品的全面研究,从心理上对他进行了相当深入的挖掘和探索。本书原名《来自铁屋中的声音》,“铁屋”取自《呐喊·自序》中那个著名的隐喻,作者认为它既是那个吃人的、窒息的旧中国社会文化的象征,也是鲁迅本人内心的精神状态;至于“声音”,作者认为是三重的,既有“呐喊”,也有“彷徨”中的寂寞之声,还有他选取来表达出他内心痛苦的文学之声。本书所描绘的鲁迅也正是如此。他并不仅仅是一位高声呐喊的斗士,还是一个有着丰富复杂情感内涵的、在生活中有爱也有恨,有希望也有绝望,对中国传统有继承也有“抗”,并在这些悖论与矛盾中抗争前进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概念化的、按既定模式塑造的。[2]

 

 


 

《铁屋中的呐喊》,李欧梵 著,尹慧珉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鲁迅生前极为怀疑“前辈”“导师”并怕自己“毒害青年”。他写道:


  偏爱我的作品的读者,有时批评说,我的文字是说真话的。这其实是过誉,那原因就因为他偏爱。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的话照样说尽,大约只要看得可以交卷就算完。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发表一点,酷爱温暖的人物已经觉得冷酷了,如果全露出我的血肉来,末路正不知要到怎样。我有时也想就此驱除旁人,到那时还不唾弃我的,即使是枭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这才真是我的朋友。倘使并这个也没有,则就是我一个人也行。但现在我并不。因为,我还没有这样勇敢,那原因就是我还想生活,在这社会里。还有一种小缘故,先前也曾屡次声明,就是偏要使所谓正人君子也者之流多不舒服几天,所以自己便特地留几篇铁甲在身上,站着,给他们的世界上多有一点缺陷,到我自己厌倦了,要脱掉了的时候为止。


  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需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而憎恨我的东西如所谓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铄,所以我说话常不免含胡,中止,心里想:对于偏爱我的读者的赠献,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个“无所有”。我的译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后来加五百,近时是两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因为能赚钱,但也伴着哀愁,怕于读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时常更谨慎,更踌躇。有人以为我信笔写来,直抒胸臆,其实是不尽然的,我的顾忌并不少。我自己早知道毕竟不是什么战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驱,就有这么多的顾忌和回忆。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但也偶尔想,其实倒还是毫无顾忌地说话,对得起这样的青年。但至今也还没有决心这样做。[3]


 

《鲁迅全集》(20卷),同心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说佛法的和尚,卖仙药的道士,将来都与白骨是“一丘之貉”,人们现在却向他听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传,岂不可笑!


  ……


  有些青年似乎也觉悟了,我记得《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曾有一位发过牢骚,终于说:只有自己可靠!我现在还想斗胆转一句,虽然有些杀风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


  或者还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较为可靠罢。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4]


  吊诡的是,鲁迅实际成了无数青年的“精神导师”。这也难怪,圣贤大抵如此——他们绝不会将自己竖立在高处作为偶像供人朝拜。尼采自传中有一段话:


  在我的著作中,《查拉图士特拉》一书占有特别地位。借着这本书,我给予我的同类人一种为他们所获得的最大赠与。这本书不但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书,是真正属于高山空气的书——一切现象,人类都是躺在它足下的一个难以估计的遥远地方——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是从真理的最深处诞生出来的;象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任何盛器放下去无不满载而归的。在这里,没有“先知”向我们说话,没有可怕的疾病和权力意志的混合物而被人们称为宗教的创立者。如果一个人不严重地损害他自己的智慧,他一定会特别对查拉图士特拉的话声——一种平静的话声——给予适当的注意:


  “最平静的言语往往是狂飙的先锋:静悄悄而来的思想领导了这个世界。


  “无花果从树上落下;它们味美而新鲜;在落下时,它们的红色外皮破裂了。对于这些成熟的无花果。我好像北风似的。


  “因此,朋友们,像无花果一样,这些理论的果子,确是为你们而落下:吸取它们的果汁和新鲜的果实吧!现在是秋色满布晴空万里的下午。”


  此地,没有狂热的信徒向你们说话:这不是“教训”;不需要任何信仰。我的话,一点一滴的,从无限光辉和喜悦的深度流泻而出——这些议论的进度是缓慢而有节度的。这种种东西只是给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人的;能在这里作一个听者乃是一种无上的特权;并不是任何愿意的人都能够听查拉图士特拉说话的。那么,我们当说查拉图士特拉是一个蛊惑者吗?……但是,当查拉图士特拉第一次回到幽居的地方时,他真正说了些什么呢?他所说的与那些所谓“圣者”、“圣徒”、“赎罪者”或其他颓废者要说的正好相反……他的言词和他本人都与他们不同。


  “我的门徒们,现在我独自而去!你们现在也离去,独自离去吧!我希望如此。


  “我实在地劝告你们:离开我,为你们自己防备查拉图士特拉!耻笑他吧!也许他已经欺骗你们。


  “知者定能不但爱他的敌人,也能恨他的朋友。


  “如果一个人还只是一个学者,那么,他很需要找一位教师,你们为什么不牵曳我的花冠呢?


  “你们尊崇我,万一你们的尊崇有一天消失了,那将怎么办呢?留心!免得让雕像压扁你们!


  “你们说,你们相信查拉图士特拉吗?但是,查拉图士特拉有何重要呢?你们是我的信仰者:但是,所有的信仰者又有何重要呢?


  “你们还没有寻到你们自己:然而,你们发现我。所有的信仰者都是如此;所以,一切信仰者都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我要命令你们丢开我去找寻你们自己;只有当你们都排拒我时,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5]

 

 

  鲁迅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是不同的,他的与众不同真正才是他的价值所在。套用尼采的话说:“听着!因为他是如此如此的一个人,请看在老天爷份上,不要把他和任何其他的人混在一起!”内山完造的评价是中肯的:“由于鲁迅先生总是不留任何余地地猛烈揭露批判中国和中国国民的丑陋之处,所以年轻人当中既有对他报以万分敬仰之情的,也有怀有敌意的。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拥有那么多的敌对者”[6],“先生手拿锐利的手术刀,毫无保留地进行了自我解剖。这不同于林语堂先生那种固我国土爱我国民发现生活的朴实细腻,而是深入肺腑,直攻心脏,正因为如此,先生在国内树敌众多。但那绝不是为了求得自身的一时之快而为之,他的文章实则是一根可以教育下一代的鞭子”[7],“中国人普遍不喜欢《阿Q正传》,因为该书描写了中国全体国民的姿态,大家都觉得‘这是在写我’。而主人公阿Q的性格是中国全体国民性格的缩影,由于该书毫不留余地地加以揭露和描写,以至于有些人看完后要起来抗议”[8],“与先生论争的对手中又有几个是真正理解了他的文章后才进行论争的呢?实际上那些与他有过论争的人并不太懂他的文章……”[9]。


 


 

  我赞成李欧梵的看法:“我确信他对自己和对社会的悲剧洞察之深之广,在当代中国作家中是无与伦比的。他的文学之声,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反响。他在丰富的著作中所确立的风格——一种高度启示性的、甚至是寓意的、由讽刺的机智所加强的抒情散文——是任何模仿者都没有超过的。他的小说中对反讽距离和叙述者的巧妙运用,也是他那个时代的重大突破。但是这些技巧却并没有为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小说家所继承和发展,相反,他们却只把自己局限于社会现实主义的方式中。虽然他们也有可观的文学成就,却似乎受社会政治环境之迫,将鲁迅所发展的叙述技巧的丰富复杂削弱为简单的表达主题。鲁迅的杂文是被广为模仿的,但没有一个后来者能比上他的才能;他们缺乏做这种工作必要的成熟和丰富,却把鲁迅风格看作只是愤世抨击而想抛弃。而且,毋庸赘言,鲁迅的独特的散文诗集至今仍然无人可以媲美”[10]。

 

  可以说,鲁迅一生同时致力于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清理(重建)个人、民族记忆,另一方面批判(改造)现实。与同时代的其他思想者不同,鲁迅是要批判的,既批判历史,也批判现实。然而,他的批判绝非逞一己之快,而饱含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大爱”。


  内山完造写道:


  仔细回想起来,先生倒是经常无所顾忌地披露中国的现实。不对,应该说先生一直是这样做的。也正因为这样,先生引起了一部分人的反感,这样的情况绝非少数。


  然而先生笔下的现实绝非是为了夺人眼球而有意为之,先生也绝不是靠暴露现实获取关注的浅薄之人,总之他并非为了披露而披露,犀利的话语背后其实流淌着无尽的温情。


  正如父母对孩子一般,先生对于国人也有着深切的关爱之情。与滚滚热泪一同落下的还有那猛烈的鞭子,披露现实的背后涌动着的是他对国家对人民的大爱之情。可以说他的行为是在对整个中华民族敲响警钟。[11]


  许寿裳写道: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他知道即使不能骤然得到全部决解,也求于逐渐解决上有所贡献。因之,办杂志、译小说,主旨重在此;后半生的创作数百万言,主旨也重在此。矛盾先生说得好:


  “……我看到了古往今来若干伟大的Humanist中间一个——鲁迅先生!”[12]


  

 

《鲁迅传》,许寿裳 著,九州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

 

  “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13]倘若以佛教的修行论,可以说鲁迅修的是“大乘”。梁启超写道:“数百年来,宗门之人,耽乐小乘,堕断常见,龙象之才,罕有闻者。以为佛法皆清净而已,寂灭而已。岂知大乘之法,悲智双修,与孔子必仁且智之义,如两爪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间即出世间,无所谓净土;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惟有舍身以救众生。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舆,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众生矣,则必有救之之条理;故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舍此一大事,无他事也。《华严》之菩萨行也,所谓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义,救过去之众生与救现在之众生,救现在之众生与救将来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此土之众生与救彼土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全世界之众生与救一国之众生,救一人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此相宗之唯识也。因众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也。既无净土矣,既无我矣,则无所希恋,无所罣碍,无所恐怖。夫净土与我且不爱矣,复何有利害毁誉称讥苦乐之可以动其心乎?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印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14]


  2019年1月


  [1]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i-ii页,尹慧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2]同上,第274-275页。

  [3]《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48-149页,同心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4]《鲁迅全集》第三卷,第31-32页,同心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

  [5][德]尼采:《瞧,这个人!》,刘峙 译,见《尼采文集》,第5-6页,改革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6](日)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鲁迅》,第146页,何花 徐怡等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10月第1版。

  [7]同上,第132页。

  [8]同上,第33页。

  [9]同上,第147页。

  [10]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第228-229页,尹慧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11](日)内山完造:《我的朋友鲁迅》,第19-20页,何花 徐怡等 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年10月第1版。

  [12]许寿裳:《鲁迅传》,第23页,九州出版社,2017年8月第1版。

  [13][汉]司马迁:《史记》,第332页,中华书局,2006年6月第1版。

  [14]梁启超:《梁启超自述》,第156-157页,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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