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雷锋“增魅”,给现实“去魅”—戴翔的《新雷锋故事》文/顾铮
发表:2010-04-05 18:02阅读:1233

 

为雷锋“增魅”,给现实“去魅”。

               ——戴翔的《新雷锋故事》

 

                   文/顾铮

 

      1963年,毛**挥毫为一名解放军普通一兵题词:“向雷锋同志学*”。对于他的语焉不详的号召,周恩来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要求当时的人们学*雷锋的“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不过,这个文革前的“学雷锋运动”,在美国中国研究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看来,其目的显然不同于周恩来所说。他在《观察中国》一书中提到这场毛**时代掀起展开、至今仍然维持一定推广力度的学雷锋运动时认为,这个群众性运动所追求的目标是:“对毛的迷信崇拜、效法军队、体力劳动、全民教育、重新唤起集体主义教育、无产阶级文化”。如果我们把这些目标稍微作一些具体展开的话,那可能就是,“对毛**的迷信崇拜”意味着要求个体放弃主体的思考;“效法军队”则是要求人们接受划一单调的训练,使个休适应社会的军事化;“体力劳动”既是为了排除思考,同时也赋予打击、羞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知识分子以合法性;“重新唤起集体主义教育”则是要求个体放弃自我、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安排;最后,“无产阶级文化”则是阶级斗争前提之下的“去人欲存天理”的兴无灭资。

      其实,在当时官方提倡的学雷锋运动中,所有这一切,其实最后凝聚于一个反复提倡、要求发扬的根本点,那就是雷锋在他的日记中提出的“螺丝钉精神”。提倡“螺丝钉精神”的目的是要求人们放弃主体性,把自己的一切交给组织安排。但这种既看似理想主义色彩浓厚实际包涵绝对政治服从要求的“螺丝钉精神”,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被新的社会发展目标与意识形态话语所消解,自动失去其吸引力与合法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今天的中国,雷锋已经成为一种遥远的传说。雷锋这个集体主义时代由国家精心打造的政治偶像,在当初,宣传他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宣传一种服从与献身精神。雷锋精神被用“螺丝钉精神”所概括,而这也正好说明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在今天,“螺丝钉精神”早已经被雷锋的打造者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消解、所否定。今天,在“雷锋精神”中,能够有号召力的可能就是那个“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了。虽然他的“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已成为雷锋精神唯一能够在今天获得较多共鸣的诉求。但问题是,在今天,“同志”这个概念已经不再能够将社会各阶层一网打尽。因为利益分化与社会分层,人们的利益诉求各各不同,人,如何可以一厢情愿地以“同志”视之?如何在当代唤起一种理想与道德的共鸣,几乎已经不可能。

      今天,执政党已经明确否定个人崇拜,这显然意味着承认个人拥有独立思考、判断与选择的权利。今天的社会风气也鼓励人们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努力。如此,“螺丝钉精神”已经不再可能成为一种道德要求与约束。今天的中国现实是,在这个欲望遍地开花并且高度合法化的时代里,连军队本身也不再被赋予担任道德榜样的重任,体力劳动则成为了底层的唯一生存方式,对于思想的控制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明目张胆,鼓励思考启发、想象至少成为了全民教育的表面目标,而无限强调的个人主义意识,使得集体主义早已无法聚拉人心,更令人讽刺的是,“无产阶级文化”也已成为怀旧的消费对象。但今天,矛盾的是,学雷锋运动仍然被大力提倡。更有趣的是,戴翔这个出生于后毛**时代的中国人,为什么在今天对学雷锋或雷锋这个题材发生了兴趣?难道他还相信个体能改变社会?如果说当初学雷锋的目的比较简单的话,那么今天学雷锋的目标是什么?“雷锋精神”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戴翔通过他的《新雷锋故事》会给我们提出什么新东西?

      在他的《新雷锋故事》中,通过数码技术,“伪造”“新闻现场”,把雷锋置身于“新闻现场”的中心,展开他的“新雷锋故事”。在照片中,当有人堕楼,雷锋冲上前去承接,而在他边上有人则冷静地举起有拍照功能的手机拍摄;在火场里,雷锋奋不顾身救出行动不便的老者;身着苯重棉军衣的雷锋跳入水中救起落水儿童,而他们周围的人则反剪双手围观;同样的,在雷锋制服歹徒时,他周围的人仍然袖手旁观;这个雷锋也出现在街头小巷,耐心刮去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总之,这个雷锋的有所行为,与他的军人职业无关,所有行为也不脱我们通常所说的“做好事”范畴。但有意思的是,他却在今天的现实中处处显得非常孤独,其行为与今天中国的周遭日常似乎大有抵触。

      在戴翔的《新雷锋故事》中,雷锋的所有“做好事”行为其实都不“新”,雷锋的好事,其性质与形式都没有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他没有参与到公民社会的建设中,他的“好事”行为也没有提升其技术含量。但他确确实实面临一个全“新”的情况,那就是,他得不到真正的支持与喝采,他在“好事”现场(我说的是“做好事”的现场)获得的是普遍的冷漠。虽然戴翔也在《新雷锋故事》给他安排了受采访、出席先进代表大会、领导看望慰问等画面,甚至他设想了雷锋的见义勇为被商家所利用,成为广告宣传内容的画面。但这部分内容,恰恰更强烈地反证了雷锋的“怀才不遇”。在所有他“做好事”的画面中,雷锋总是孤军奋战。他的孤独成为他的日常。也许,这样的描绘更符合今天的社会情理与情景。也许,戴翔是借这个理想与现实的反差,来展开对于现实的反思、批评与讽刺。

      借用包括政治偶像在内的种种偶像展开对于当下现实的审视与反思,已经成为一种现当代艺术的常用手法。人往往有一种对于偶像展开攻击的冲动。从法国达达主义艺术家马塞尔·杜尚对于蒙娜丽莎加上一撇胡子开始,到王广义、余友涵等中国艺术家对毛**形象的重构,人们就已经*惯于通过解构偶像的方法来展开对社会、文化与传统的评论与批判,同时,也通过这种方式把自己从偶像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而他们通常采取的手法是以“去魅”的方式来打破对于偶像的盲从,重建对于偶像的理解。这种“去魅”,包括了对于偶像的调侃、嘲弄、讽刺、甚至糟蹋在内的各种处理手法。如果是政治偶像,人们借此摆脱偶像也是政治对于自己的控制与压迫。而数码技术的迅猛发展,更使得这种“去魅”意愿成为可能。

      戴翔的《新雷锋故事》,虽然是以雷锋为主题,但却不似以上述手法来“去魅”。相反,他通过设计一系列雷锋在当代社会中孤独求善“做好事”的并不出人意料的情节,为雷锋形象“增魅”。这个“增魅”,不是提出有关雷锋的新材料以增进人们对于雷锋的新认识,而只是把他以往所做“好事”重新设置在于当代场合而已。这个“做好事”的雷锋,总是及时出现在人们面临实际困难的各种场面,却又总是一人孤军奋战。我们遗憾地看到,雷锋纵有一腔热血,却总是势孤力单,对于他的行为总是应者廖廖。这样时空错位的雷锋形象,总是会令人生出雷锋不再的感慨。戴翔通过这样的并非玩世不恭的方式,曲折地表达了一种对于当下现实的关注与某种个人看法。

      也许,戴翔并不想把雷锋限定于一个热衷于做好事的传统英雄形象上。戴翔也并不是只是把雷锋精神窄化为“做好事”,号召我们通过“做好事”的方式来重建道德。虽然出现在《新雷锋故事》中的雷锋不脱那几种“好事”模式。我想,戴翔其实是借雷锋这个滤镜,顺势带出他在做好事时周围人群的反应。如果说在照片中的雷锋的所为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话,问题也许不是出在雷锋身上,或者说问题也许不是出在具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的“雷锋精神”上,问题恰恰出在这个社会的整体价值观的扭曲与病态,说明道德的沦丧已经危机深重。如果只是认为,戴翔想借雷锋表示他个人对于雷锋精神的认同与赞赏,或者说他个人对于出现雷锋的那个时代的认同与向往,那可能就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从戴翔的《新雷锋故事》,我们发现,越是运用各种细节给这一个“新雷锋”“增魅”,就越是道出了今天中国社会的伦理道德的普遍不堪。他对于雷锋的行为越是刻划得深入,越是细腻地呈现新雷锋在今天中国社会中的见义勇为,就越是在“蓄意”制造、拉开当今现实与道德理想的距离,就越是在印证当今现实的严峻,就越是提示当代伦理道德的普遍失落与精神麻木。他越是为雷锋“增魅”,就越是在给当今现实“去魅”。被“增魅”了的雷锋提示我们,我们的社会离“和谐”社会实在太远,我们的现实充满了需要面对的问题。

       其实,戴翔是以虚拟的雷锋做好事作为一种社会病理与社会心理的检测手段,用雷锋的行为来检测当代人心与伦理准则。他的《新雷锋故事》,当然不是为了配合新时代的学雷锋运动,因此也不是要把雷锋形象重新限定、固化于“做好事”这样的陈旧形象。那应该是一种极具善意却又痛心疾首的尖锐讽刺。这不仅是一种对于现状的不满,其中也包含了真诚的祈愿与期待,还有人性想象。戴翔通过他的雷锋所呈现的只是基本的道德要求,有些行为甚至是传统的、相对久远的,还远远没有及时地反映出新的时代对于人的新的道德要求。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发现,雷锋已经失去他过去所拥有的行动空间与号召力。这也许不是雷锋的过错,而是社会与时代本身的问题。而戴翔的《新雷锋故事》,从独特的视角提供了反思我们的时代与社会的视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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