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艺术及其主流意识
（上）中国当代思潮流变分析

程美信

当代中国保守主义的兴起，它显然是被动于国家极权意志的社会主流思潮。考察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与文化艺术，总体上倾向于保守态势，新左派的独占鳌头并非其思想学说具有什么独特新意，关键在于它切中了体制权力的心怀。包括当代艺术的主体特征与其理论导向，基本迎合了权力语境，它与新左派思想脉络完全一致。

但凡露出水面的思想言说与文化艺术，不是臣服于体制就是规避于权力，包括非主流的边缘文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扭曲形态，如“八九”之后的反体制文艺，如王朔的痞子文学、方力钧和岳敏君的泼皮绘画、王广义的波普美术，还有贾平凹《废都》和王蒙的《坚硬的稀饭》，均出现隐晦性特征，它是“反自由化”的崔产物，意味着改革之初自由主义思潮的中止，艺术只能通过暧昧、隐喻、委婉、圆滑等手段加以表达——所谓自觉的政治规避。现在，去政治化的现实主义，权力与财富交集着一种国家政治危机，那就是整个统治集团为了自身既得利益与执政权力，已不再在乎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威信，甚至不顾国家政治威信而开始挂羊头卖狗肉。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吵显然是基于体制矛盾的政治气候。新左派在思想上吸收了西方“后学”、本土国学的两种文脉，为了捍卫“社会主义”政权衣钵，它必须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三化”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财产私有化），它可能最终导致现有政权的彻底瓦解。

不否认的是，自由主义经济学仍是中国体制内的一种自圆其说，即市场经济在没有相应制度保障的前提下，“三化”显然有利于权力资本化的演变，何况目前有限的市场经济与单向的经济开放已出现严重的发育不良，社会矛盾因制度缺失而空前复杂，它可能是断送红色政权的内在隐患。因此，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反击，应当是社会主义体制与市场经济必然出现的矛盾，其中不排除“三化”主张是体制内改革派的一贯思想以及新贵阶级的意欲暗仓。主张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国学者，没有人从经济学立场公开挑战现有的政治体制，而是限于经济领域、私有化立法的理论，他们的学说遭受质疑就在所难免。也就是说，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是体制内的一左一右（如同邓**与陈云），两者都是既定权力体系的内部派别。由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纲领，可能引发现有政权的滑向最终瓦解，东欧国家就是前车之鉴。新自由主义虽然回避了现有政体的体制矛盾，但它的理论主张却完全符合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形势，而新左派则竭力捍卫社会主义政权的延续性，维持现状则是它的最大思想底线。基于国家体制纲领与社会主义的精神衣钵，新左派言说的咄咄逼人在于它抓住了“社会主义”原教旨主义的紧箍咒。

新左派的基本主张：一是反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三化”主张，防范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政权构成潜在威胁，因为在没有资本主义体制的前提下，孤立的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权力资本化，它引发贫富差距、经济垄断、权力腐败将加剧了社会动荡的政治风险，甚至市场经济全面化导致整个体制的“和平演变”；二是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焦虑，视它为一种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战略阴谋，通过贸易、技术、资本的实现文化霸权主义，迫使中国以及发展中国家放弃原有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民族文化、历史传统；三是意识形态的道德顾虑，那是中国从推翻封建与驱走殖民，建立了人民政权与现有国家政体的合法基础，现在为了迎合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潮流，意味着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背叛，甚至担心代表广大工农无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的丧失。可见，新左派对“新自由主义”的耿耿于怀，无疑顾虑到整个整体的合法性，这也是颇受保守势力、民族主义、大众社会拥护的根本原因，而它最大错误是党国不分，把社会主义的存废视为一种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即用“党天下”绑架国家人民。

此外，新左派对国家体制以及社会问题，基本上给予一种人文性关怀和迎合性解释，缺少建设性的理论创见，与所有保守主义一样，只能从过往历史中寻找解决实现矛盾的答案钥匙。由于体制的种种忌讳，使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派难有理论作为，全然换汤不换药。那么，新左派的理论模式通常从历史、社会、外部寻找客观原因，尽量将中国现有问题作合理化的理论解释；同时把自由民主、人权观念、全球化、普世价值诠释为西方新殖民主义的文化霸权野心。如汪晖在谈到新闻控制的问题，他认为世界各国和民主社会都普遍存在新闻舆论管制，以此证明中国政府的新闻控制的合法性。可他无视新闻管制在中国的普遍性以及在西方民主社会的个别性质，如同９９％与１％的腐败概率一样存在巨大区别；更重在于中国政府对国家宪法的违背，这在民主社会极为罕见。新左派的立论矛盾在于政治规避，即政治化的去政治化，并掺杂着强烈的历史情绪、民族意识、既得利益、意识形态，还有对资本主义与西方世界的非理性仇恨。

“新自由主义”只是一种强调市场自动调空的经济原理学说，作为广义上的自由主义，它必须坚持独立、尊重事实、追求公正的人文精神，其本身不代表某种学说系统。如欧洲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把公共责任作为自身立场使命，而不在于专业技能。因此，法兰克福学派和赛义德等学者，他们以批判主流势力、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大众文化，保持自由独立的人文立场，从而促进了社会解放与历史进步的重大作用。可是，中国新左派同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全然依附于体制，臣服“党天下”权威，完全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法兰克福学派）是一种挑战国家权力、反对资本垄断、批判大众庸俗化的自由主义人文思想，它旨在促进国家制度的健全修正与社会思想的进步解放，其包括公共福利、妇女权益、种族平等等等思潮，经济自由主义在英美国家是既定的保守主义学说。中国新左派恰恰是捍卫一种既定政治权威的保守主义，它掺杂着狭隘的历史情绪与民族仇恨——如将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作为东方文化道德优越论，转而为东方专制主义的辩护，成为抵制西方现代文明及民主制度的理论依据。这完全偏离了赛义德学说的精神主旨。当然，中国新左派与西方保守派同样持有一种历史焦虑意识，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理论学说总基于既定历史经验，把现在和未来作为恒定循环的重演，缺乏一种开放的进取视野，传统的历史对抗与民族矛盾已成为人类世界的巨大内耗和毁灭危机，在日益一体化的世界矛盾跟前，唯有合作才能实现利益共赢。国族之间的历史矛盾与文化冲突，远远不及当下生态能源、经济秩序、化学武器、跨国犯罪、卫生防疫等生死攸关的问题更为迫切，稍有不则就是世界性的末日灾难。

自“八九”以来，中国思想界兴起了以季羡林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汪晖为代表的新左派，他们思想虽然避免了旧左派的激进纲领，放弃“解放全人类”和共产主义理想，转向维护国家极权、民族历史、传统文化、多元主义、多极秩序。由于旧左派的激进而僵硬的“政治挂帅”，不论经济政策还是外交方针均无法适应冷战后的国际形势；新左派的出现，它在意识形态上缓和了传统极左势力僵化的激进立场。中国新左派除了基于国族利益与历史感情的出发之外，它在政治道德上度极为狭隘，那就是捍卫社会主义与拒斥资本主义，使其走向维护独裁政体以及“民族特色与东方传统”的错误立场，并将这种专制主义诠释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体系中的独立一元，无视中国目前的极权政体，在没有民主、法治、公平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政府权力与垄断资本的混合性。新左派将这一矛盾形势归结为“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罪恶元凶，忽视这种有限的市场经济确立在一种专制主义的集权体系下，而不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经济。诸如欧洲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对生产与市场不加直接干预，但国家通过税收政策与制度调节确保公共事业、社会福利、贫富平衡、国家安全，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同为一种制度行为，它并不是新左派所认为那样的资本无政府主义或反国家主义。

保守派与新左派、传统派与当代派，它们在当前中国语境下成为一种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多元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交杂特征。坚持中国特色主义，把专制政体、愚民思想、民粹文化当作一种民族固有传统，并将它当作当代世界的多元文化的独立一元；拒斥普世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将它们定性为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后殖民主义。因此，当代中国艺术形成文化根脉、民族身份的流行学说，以致中国实验艺术都在借用西方后现代理论方法和材料手段，进行民族主义的狭隘叙事，尽管它遭到保守派的抨击，认为这些新艺术在形式上具有外来的“后殖民”特征。事实上，这些当代派艺术在理论诠释方面与新左派同出一脉，不过借用西方后学对本土传统重新进行阐释，有如化腐朽为神奇的还魂术一般。如高名潞的“意派论”用西方语言学概念在诠释一种传统的“八卦”玄学思想，这种“借西还东”做法缺乏文化建设性意义，同时纵容的保守派的复古思潮，某种程度上为传统专制主义提供了审美合法化的理论基础。再如蔡国强的“乱搞主义”艺术，完全是一种没心没肺的愚乐艺术，任何人只要肯花钱都能买到的一场助兴景观的花样焰火，由于焰火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民族的文化荣耀，加之他很多作品都冠以民族文化符号命名，使得一种焰火景观变成了一种民族文化的身份认同仪式，如《龙来了，狼来了：成吉思汗的方舟》，《同文、同种、同根生》之类。这使蔡国强本人成了民族文化英雄，一些艺术商干脆将蔡国强的火药作品当作“求财避祸”吉祥符兜售。还有邱志杰的实验艺术，它本来是一种新材料综合艺术，也是现代工业文明成熟后引发艺术材料与语言形式的演变，绝不是一种规避政治、去启蒙化、拒绝反思的形式主义艺术；然而，邱志杰将实验艺术体验特征当作一种权力规避，无视中国需要现代性的文化构建与社会启蒙。说穿了，中国形形色色的实验艺术，它们普遍处于一种孤立状态，对西方后现代艺术形式的一种材料挪用，根本无法切入中国文化的实际语境，根源在于它回避权力的内在精神贫血。换言之，特殊历史国情决定中国艺术与艺术家的价值作用。像蔡国强、邱志杰这样的当代艺术家，无论他们在艺术形式上如何花样百出，这不足以掩盖他们在思想上的迂腐狭隘，之所以，他们两人一个把独裁者毛**当作偶像崇拜，另一个把政府当作“爹妈”，表明这些艺术家是专制语境下的特殊产物，本质上与那些传统派、国粹派的保守主义艺术家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运用材料载体的不同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当代新左派以及保守主义，它们几乎从６０年代造反派、７０年代未改革派、八十年代自由派、９０年代保守派的混合变身，其理论神经始终围绕着权力中心，稍有风吹草动便自行改头换面。或者说，因为当前体制权力急需一种稳定的社会环境，从而决定了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新左派就是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机会主义产儿。另外，中国近现代史上出现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除了缺乏必要社会基础之外，更重要的是它缺乏理论真诚的实际行为，最终难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导力量，甚至变种为历史机会主义，从反独裁走向独裁拥护者。唯有那些坚定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如同生活在欧洲中世纪的异教徒――边缘化的犹太学者。考察中国当代学术思想与文化艺术，权力无疑起到决定性的主导要素，保守派与新左派、传统派与当代派都围绕这一中心在蠕动，它们在广义上均属于历史机会主义，从一个政权的崛起到一个人命运的转折，无不遵循了机会主义法则。因此，在知识分子普遍缺乏独立精神、社会责任、文化良知的前提下，他们的任何理论学说都没有威信力可说，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体制内言说，包括那些传统派和当代派艺术，它们都囿于极权主义定势下的畸形产物，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与文化分裂所不可忽视的危险角色。（未完，下篇为《当代艺术的精神形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