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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郑旭提出的十二个书面问题与回访
赶街天 50×70 1984
时间:2004年3月
地点:云南艺术学院
黑格尔的艺术最终为哲学所取代而终结的预言在20世纪广为传唱。抽象艺术、概念艺术的出现似乎都在表明艺术主动向哲学靠拢,黑格尔的预言似乎就要变成现实。有人相信艺术会消失似乎也不显得疯狂。或许更多的人都认为艺术已经陷入了困境或者说危机。而在我认为,对于艺术家而言,判断艺术最终因被哲学取代而消亡,或因进入哲学而获得新生,这一切都并不那么重要,个人所能承受和把握的只是自己的一生。在现实生活,某些艺术家的艺术创作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自己所拒绝,或许艺术已经终结,但事实证明艺术家有着明确的寻找自己的欲望。我更愿意用个体的艺术家的一生来计算艺术的历程,我无意于对局部的现象进行“本质”的论述,郑旭在我的眼中他就是那样一个用一生去阐释艺术是怎样终结又是怎样开始的人。
1、郑老师,您好!请问,2002年您因为身体不适的原因而被迫停止了绘画,之后,文字语言似乎给你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可以说已经将您引向一个有别于绘画的形象的世界,您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进入这样一个文字表达的世界的?艺术表现对您来说是否已经意味着终结了?您怎样看待这两个世界的不同?
郑旭:我可能是一个体会创作过程的人,我对艺术非常崇拜,我的一切行为都在为艺术的纯净而努力,但我还是觉得文学的形象与绘画的形象是一样的——实际上我始终没有停止过创作,在我的所有行为中不能说是文学代替了美术。文学和美术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形式去表达我的思想,这样的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它们所表现的还是不同的,所反映的侧面也会有所不同,文学是表现思想性比较强的想法(形象都是想象的),而美术则是反映感情比较重的感情(形象可以直观)。在技术上美术应该更注意它的色调、文学应该更注意它的情节。在一切创作中我都不会违反我的身体和我能拥有的条件,我还是觉得一切作品都应该轻松地得到,虽然看到东西我会不停的思考。我还是觉得思维不是痛苦的事情。我并没有觉得不能画画是一种折磨,到了不能画画的时候画出来的绘画作品也已经变成了非常勉强的作品了。我的一切都是为了绘画而生长的,包括我的手。我的疾病好象是跟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我现在是不能教学和画画,但是还能够写文章。
我现在的文章可能会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是总结性(主要是我的绘画技巧);第二是抒情性,也包括随笔(主要是反映我的感情和感觉,可能会违反正确文章应该的某些,如文章的应该结构——“中心思想”、“关键词”、“参考书目”,但是文章还是有它们的主题思想)。
林善文:郑老师,在您的文集中,您说过,诗歌和小说都是文字表达一种思想,而音乐和美术则用一些形象性的东西去表达一种感情性的东西。您还说过,文字可以清晰的表现哲理,美术只能朦胧的表现特有的意境。您说过,绘画作品是感觉,文字是思想。……
郑旭:这可能与我的爱好有很大的关系,也可能与我对生活的评价很有关系,乡下的民间故事和民歌我将它们说成是“小说”和“诗歌”,实际上掌握它们的艺人都想把那些东西表达出来(传达一种故事),这就是一种可以感觉的“思想”。相比较之下美术和音乐是传达一种只能感觉的思想。熟悉CCTV的观众都会熟悉其中的节目:“幸运52”、“开心词典”、“动物世界”等做出不同的评价,我的评价是(可能一些极不合理的想法):“幸运52”是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开心词典”是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动物世界”则能很好地想象。在教学中我不能算是一个非常精通教育的教育家,但是学习美术时的一些话语我会记得相当的牢靠,一位中央美术学院的年轻教师就认为美术大学的学生的后期素描就更应该传达一种感情——应该是感情素描。
在我的认识中清晰的东西是基础性的,只有朦胧的东西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把两条直线相交说成是香蕉是“大智若愚”的表现,是他将硬邦邦的东西变成了大家都熟悉的、形象性非常强也方便记忆的东西。同样的在生活可能会出现许多人们意想之外的笑话,但是我们都应该明白许多笑话都是增长知识的幽默。如某个人参加“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刚跳下游泳池的时候他是用比较标准的自由泳去游泳,但到了后来他几乎是在爬行。最后记者问他:“有什么感想?”他回答所有的人以后还要来(参加奥林匹克、锻炼身体就是目的)。
红土 57×70cm 1984
2、在您的作品中,我看不出您对命运的悲叹的探询,这与你在创作之路的起点上,你就寻找到了文化精英(即有限的欣赏公众中的特殊群体,比如全国美展的评委们)有关吗?您说过,人类在获得这样的东西(美)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许多身体上的折磨,这样的折磨是心里头愿意的。你是怎样把握生活的高度和艺术的高度的?
郑旭:人的生活是物质方面的,而艺术作品则是精神方面的,是两种很难统一的东西。艺术家创作的“美”可能是人们生活的一种错误和无用的东西。美术上有时的“美”可能只是一种新的发现,也不是画面非常漂亮,毕加索的许多美术作品就不能体现一种视角上的满足。在艺术上我不会去崇拜任何人(无论他的名和钱),我只是觉得艺术应该创造一种环境。美术作品是由一定的物质(可视的形象)构成的,只要具有能够生成美术作品的物质条件就行了。我对社会上发生什么是无能为力的,并不是我不关心它们。艺术家应该是创造一种环境,并不是在抢救美好的东西。画家应该象毕加索和米罗……一样,而不是打捞美好的水手。
艺术作品应该有一个精神的东西,精神的东西只能领悟而不能原版照抄,在绘画作品里绘画技巧只是达到某种精神的手段和方法。如果在画面上只能看到绘画技巧和画面表现的东西是画家的错误也是欣赏者的错误。
3、在你获得1984年六届全国美展版画金奖之后你有过“是我而不是我”的那种心灵的忧虑,在那样的情况下,您进行过各种画种的尝试,之后你选择了与古老生物“鱼”的“对话”。您的选择,是从“陆地”进入“海洋”吗?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和立场做出选择的?如果个人的艺术存在发展的过程,您认为你的艺术的成熟期是在什么时候?
郑旭:我的版画能够在展览会上获得大奖都是评委们的功劳,也是社会的需要 [那时我的版画作品非常注意作品的艺术性(因为我刚从学院里毕业,更多的是注意学院里教的版画知识),也非常注意少数民族的东西(因为我主要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又因为那时的版画刚刚摆脱“文化大革命”的东西,艺术性和少数民族风情强的版画作品就非常吸引评委们的眼光,并且还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严格的说它们并不是我的东西。有人说我的版画象一滴水,在这里是极其一般的东西,但是它反复掉进了滚滚燃烧的油锅(版画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那样的反映是极大的 ]。艺术作品都是表现一定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内容和主题,我的版画由原来的《染》和《赶街天》变成了《拉祜风情》,这可能是人们对我的版画的一种误解(我注意版画的规律和拉祜族的真实,而别的人则更多地强调它们的地域性和它们社会的意义)——那些版画得到了非常高的荣誉。在我的绘画里选择了“鱼”并不是我的意识从“陆地”到了“海洋”,而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因为人的环境是大家都熟悉的人的环境,而不熟悉鱼的环境。对于熟悉的环境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既成的目标,可能会改变某些东西;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则是别人说什么那个人就会跟着那个人的说法。拉祜族的生活和鱼的生活都是非常具体的,表现不同的东西都是在反映生活)。在我的绘画之中可能会有许多与绝版木刻和社会的需要不相干的美术形式,如油画、水彩画、蜡笔画、蜡笔版画、纸版画、拼贴版画、乳胶版画等等。这也可能是我的“毛病”,每当一表现新的东西我就要用新的方法。因为要表现不同的内容我甚至用了摄影和文字。因为在表现我自己的时候我用了许多形式,所要达到的目的也就非常的多,每种形式都有我比较满意的作品。又因为社会有不同的需要我的“高潮”就出现了。
没有红色的鱼 60×45.5cm 1995
林善文:您说过,如果你知道了人有多么可恶,人有值得不表现的东西,你就会离开人物而去表现其他的东西,具体的人是那样的不伟大,抽象的人又是那样的局限。您说过,为了艺术的真诚经常会做出一些被迫的事情来,如在画面上不表现人,绘画应该表现一种精神,本不去表现具体的人和物。我的版画作品表现鱼和生命,但却不是具体的哪种鱼,也不是具体的哪种物。
郑旭:具体的思想是针对具体的人讲具体的话,因为我主要生活在拉祜族地区,画面上更多的也是表现我看到和想到的拉祜族,但是有一个拉祜族非常超越我的想法,因此我说表现一种东西不能去表现具体事物。这也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搞政治的***就非常注意这样的事情,他还是认为毛**的旗子不能倒,树立他的旗子要用比较松动的办法,学习毛**思想他就说应该去学习他的精神(“农业学大寨”应该去学习大寨人的精神,而不是抬着锄头到处去挖山……),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并不是现在,那时的话语应该用现在的情形去分析。在我的版画虽然没有使人们改变思想的东西但是我还是有这样的努力。搞政治的人是强调为人民服务,而我是强调百花齐放。搞美术到第一线去体验生活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一个画家就画了一只角向前另一角向后的牛,他说是在生活里看到的,因此我们应该说有时生活里出现的东西也可能是不真实的。同样的搞政治的人也会出现非常低级的错误,如两个凡是……
4、可以这样说获奖给你带来了很多现实的好处,你是怎样看待的?这是世俗层面上的事吗?与获奖相比你更在乎什么?作品得到谁的认可才是最有效的?你相信排名吗?你真相信获奖吗?
群体的鱼NO.1 41×46cm 97年6月
郑旭:版画作品能够在全国美展中获得奖励是云南艺术的光荣,在云南的文化界当时就有一很诱人的说法说只要是谁的艺术作品能够获得国家级的奖励在省内能够自由地挑选工作单位,因为我获奖的时候年纪太小(只有26岁),再加上我工作的地方在非常遥远的地方(那里也非常需要我),所以要变动工作地点非常困难。我在全国美展中获奖的版画作品是绝版木刻作品,绝版木刻作品能够在全国美展中被承认是云南绝版木刻的一种胜利。对思茅的绝版木刻可能是一种看不见的促进,一些思茅的版画家就说他能获奖我们也能获奖。
因为版画作品的获奖我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第四届美代会”,在会议上我见到了许多原来在报纸和刊物上才能看到的大画家,从此我对美术有了新的看法。
我虽然参加了一些美展,但是到现在我还是很少专门地为某个画展做绘画作品,如果说小麦雨和云南省群艺馆的绘画是集中起来进行的,那只是我创作的一部分。参加不同的画展我都是挑选平时创作的某幅作品。
现在我的工作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主要是绘画的条件有所改变。
5、您作为绝版木刻这一画种的重要开拓者,谈及您的版画艺术,总是与绝版的技法分不开的。作为这一特殊表现形式的话语者,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技法,您还出版过《绝版木刻》一书对这一技法作过理论的总结。然而,对于在你的木刻作品中,不断出现的“鱼”,是你不断总结“版画语言”的结果,却是您作品本身之外所负载的另一层意义。您觉得您的两种表述哪者更为“合理”?
郑旭:绝版木刻技法并不是任何人的发明结果(有些版画家就应用过这样的方法,如毕加索和日本的一个版画家,但是我们所要得到的东西还是不一样),只是我们应用得比较多也比较吸引人们的眼光、并在应用时有所改变(主要是根据画面的需要)。绝版木刻技法只在油印套色木刻之中起作用——它只是改变了一些油印套色木刻具体的技法,当然绝版木刻的技法可能会影响更大的范围,绝版木刻的技法非常具体,述说某个人的“功劳”的时候往往会提到绝版木刻。
《绝版木刻》并不完全是教学的总结,我的后期到大学里教书只是原来从事绝版木刻的“导火”,我原来就有这样的要求。在后期的作品里更多的出现鱼和鱼生活的环境,是我不停的总结我以为的“版画语言”的结果,“版画语言”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即自己的文化水平、版画知识、自己的爱好、产生版画的环境(包括木刻刀的大小和所用木刻刀的刀法,印刷的纸张、画室、版画作品的尺寸和用色、当然也包括艺术家的艺术天赋等等,而有的版画家则更多的考虑悬挂的地方、画框和画展需要的尺寸)……我版画上的鱼能够很好的表现这些东西。
有鱼形的植物NO.1 合版木刻 1995
6、您的绘画作品与生活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从您的“拉祜风情”到“鱼”系列所传达的效果都并不是单纯的当下即时性。作品的无时间性和朦胧性,更多的是与象征、精神有关,从另一个角度上说,您的作品更适合于感悟而不是观看,我认为它们不可避免的进入黑格尔的精神哲学。(尽管您认为自己掉进了“哲学”和“文学”的“泥坑”。)您是否考虑你作品的受众群体?在你停止绘画而进入文字表达的时候,你觉得文字语言的表述能否取代您的绘画创作?
郑旭:这可能是“埋头苦干”、“闭门造车”的结果,绘画作品应该有很多的观众,有时候我也会觉得非常的纳闷,即许多人都很难理解非常“简单”的东西。我的精力也非常有限,我可能更多的是在研究绘画的规律和体验绘画的过程,而对观众(包括专家)的观看心理、生活的需要考虑得不多。文字的表述很难代表我的所有,因为文字和美术同样可以表现人,但是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或用不同的方法。我可能是一个非常难控制感情的人,我做许多事情都是在我的感情的指挥下进行的,如,如果没有了具体的感情驱使要我进行绘画是办不到的,同样的如果没有具体感情要表达也是不能写出文章来的。
林善文: 您说过,形象让人思想,色彩让人感觉,艺术作品让人感受。您说过,调子的统一更能使画面具有一种神秘感。(如果色度接近就会使画面产生神秘感。)您说过,艺术作品需要朦胧性,作品没有了细部就增加了朦胧性。您说过,艺术作品的朦胧性让观众的思维更加活跃。您还说过,我要画那些看到之后想到的,而不是画那些直接看到的东西。这一切是否都在提示观者不要去注意细节,而去思考作品中的意境?
郑旭:我的所有语言都是针对美术而言的,“形象”指的是画面上的造型(它包括画面人物的造型、手、手势、人物目视的方向、画面上的物体和构图等等。)“色彩”是画面的色调,凡高喜欢以暖色的色调,我喜欢用中性的色调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决定的:凡高更多的是生活在烈日之下,而我在比较平静的生活之中,这可能是不同认识的方面,但是我们都能在不同的色调里表达我们要表达的东西。
艺术上的朦胧性是相互的不理解造成的,地球南极的配合音乐就有很大的朦胧性,实际上那个音乐是许多拉祜族都熟悉的音乐——《芦笙恋歌》的乐曲;同样的如果在美术作品上准确的表现拉祜族的服饰和他们生活的地方,表现得越细致就越具有朦胧性。这可能艺术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让别人更好的理解艺术作品的内行不要限在细小的东西上,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美术作品之中就出现了人体——在人体上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他们的民族,甚至不知道他们是何处的。艺术上比较流行的有句话叫着“画外之音”,说的就是艺术作品应该有一定的思想性,观看某件绘画作品如果是别的东西启发了他,那么那件艺术作品就取到了作用。艺术作品应该只是产生不同行为的一个启发条件,如果一切都只是限制在纯粹地欣赏艺术作品之中是欣赏之人的一大局限。制造艺术作品和欣赏艺术作品是一个范围相当小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应用在别的行业上它的作用就会大一些,如在小学我们应该知道:“1+1=2”,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知道:“人+钱=?”,基础性的东西应该启发后天的东西。
有魚形的植物2 50x60cm 印數20 1995年
7、您在参加小麦雨版画创作班的时候,有过“冬瓜党主席”的别称,您能不能解释一下别人为什么这样称呼你?那时您正是创作《染》、《红土》、《赶街天》、《秋夜》(即“拉祜风情”系列)的时候,这些作品代表着“冬瓜党”的形象吗?我想到“印象派”命名的由来,我有一种感觉,您身边的画家如魏启聪、贺昆他们(美术界尊称的“思茅版画创作群体”)都有点“冬瓜党”的意味,他们是当时“冬瓜党”的成员吗?
郑旭:这可能是审美和表现上的不同,云南的画家多是表现本地生活的傣族,因为傣族的身材比较苗条象丝瓜一样——“丝瓜党”;我身边生活的多是拉祜族,在小麦雨那里我表现的都是拉祜族,因为拉祜族的服装很难体现出人体的曲线——象冬瓜一样,我表现的拉祜族也比较朴实,我还是觉得这样能够比较真实的表现拉祜族,因此人们就称呼我为“冬瓜党主席”。
小麦雨是坐落于昆明郊区的一个地方,是云南省文化厅的一个劳动农场,云南省文化厅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参加“第六届全国美展”的版画创作班,参加的人员有30多我是其中的一个,在那个与外界几乎隔绝的3个月里我创作了四幅绝版木刻作品,有两幅参加了全国美展,并获得了金质奖。
8、可以说你很早就离开了表现“拉祜风情”,而进入“物”的创作,而他们还是利用“人”进行表达,继您之后,89年的第七届全国美展魏启聪与贺昆披金戴银,……包括马力、张晓春他们都获得不少的国家奖项。你们之间有着亲密的关系,您怎样处理创作上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
郑旭: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我们的来往不只是体现在美术之上,而更多的是体现在其他方面,做一切事情(无论是好事还是无聊之事)我们都会一起去干,这就是我们的集体,这些人画画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能够比较轻松地得到绘画作品,我们的作品能够参加展览并且获得奖励大家都高兴,因为在参加展览之前我们就肯定了那些作品。我们并不是根据我们的绘画特点分配表现的东西,在画面上表现不同的东西完全是根据自己的爱好。
美术作品的内容是评委们比较关心的问题,因为我后来离开了澜沧事实就是离开了拉祜族,评委们都认为是我离开了生活,实际上人的生活应该是多样性的——我现在所从事的一切都算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包括我现在表现的鱼和我进行的美术教育、我所想到的。在现在的版画中我更能发现版画应该的东西,但是评委们“意识”已经发生了变化(可能是从原来的观念变成了重经济的领域)。最明显的是过去出版书籍是有稿费的(书籍也非常有分量),而现在出版书籍多是自己掏钱(为的是能够出名或留名)。对于书籍的出版出版社也会有不同的要求:过去是考虑这样的书籍有无意义,现在考虑的是这样的书籍能不能畅销。
9、郑老师,自您开始进行艺术创作至2001年被迫停止绘画,这20多年间,您是否中断过艺术创作?在你选择对艺术的朝圣之路时,你是从一个“应当如何”的地方出发,还是从个人“喜欢如何”的地方出发?
郑旭:1985年我因版画作品在全国美展中获得了金质奖章,我便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全国美代会。原来我非常崇拜艺术家之中的美术家。这可能是我的隐私问题,因为您问到这样的问题,我只能按我的情况如实地回答:也可能是我参加全国第四届美代会的结果,没到会议现场的时候我非常崇拜某些画家,但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所做出来的行为让我非常失望。一离开他们就对美术就有了新的看法,其实这一切够是那些画家的行为所引起的。后来我又几乎是在崇拜美术地在进行,是我现在(包括以后)觉得美术应该是大众的——不是某个人的。在停止美术(主要是木刻)创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停止我的创作,只是变换了形式而已。除了木刻我还进行了摄影、油画、水彩画……,实际上就是想摆脱“美术家”的干扰。
我从小生活的地方都不是产生艺术家的地方,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医院里。大家都知道医生是“修理”人的肌体部分,而艺术更多的是注意人的精神部分。在人类众多的行业中我选择了美术之中的凸版画可能赌嘴开始的,因为小孩都喜欢争强——我的临摹品非常接近原来的画。后来我崇拜艺术是因为我觉得艺术是最纯粹的,这里面可能会是“应当”的因素。
10、您说过“绘画应该表现一种精神”,您一直致力于您所说的“我要做的是用我可以得到的东西组成一个我的世界。”从你表现“拉祜风情”到“鱼”系列再到理论著作,您都是利用一种符号,一种媒介物,最终是为了表现自己?您是怎样理解“自己”的?
郑旭:从“拉祜风情”到“鱼”并不是我有意设计的结果,在众多的形式之中我选择了我自己的精神,我并不是有意的去区别于别人,也不是在诉说自己多么的伟大——可能是我得到的东西不同于许多人。“我的世界”是极其有限的,我能够得到的东西也非常有限。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强调与别人的不同,但到了后来我的不同成了我本质的东西了。在实际生活中我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但是我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要达到自己以为的“静”。做不同的事情都是不同的想法驱使的,表现拉祜族是因为拉祜族的精神在吸引着我,表现鱼……是鱼……的精神在鼓舞着我,写文字的文章是一种思想在威逼着我。人都有不同的目的,不同的人到达同一个地方就应该有所表现,但是表现的方法还是应该不同,实际上也有很大的不同。
11、你是一个按照自己的内心节奏行事的人,用您的话说是“心律”达到“静”的状态下进行创作,可以说您是一直处在一个与世无争的状态,您的作品特别是在您的“鱼”中,弥漫着的是一种静谧的感觉和意境,毛旭辉提到了这样的观点:表达“静”的状态更能通往永恒。在您的美学原则中,有“永恒”的概念吗?
郑旭:可以这样说:“心律”是人天生具有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静”是努力要达到的(它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部分)。我因为用了很大的精力去试图达到我以为的“静”,我的力量基本上都集中在版画的技巧上,没有更多的精力去考虑“社会”地位,因此我就成了一个与世无争的人。“静”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任何人都在追求这样的东西,只是有不同的形式而已。“永恒”就是大众化的目标,原来我就认为文化分有大众文化和个体文化,艺术就象是在砌长城,强调的是个体文化,但是艺术作品只要符合了它所依附的形式的规律,它就能永恒。我并不是在有意地反潮流,只是我的行为成了大家所不喜欢的。这可能会出现某些矛盾的东西,因为美术作品是要人看的而不是去想的,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去满足一般人的普通要求,美术作品应该去注意它存在的意义。
任何人的生活都追求他以为的静,但是静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观看美术作品是希望艺术作品能够给我们某种启发,而现在观看美术作品更多的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休息和消遣。我是一个强调过去的人,有的人就说我应该生活在“中世纪”。
《心律·静》是一本多年来我一直不断写作但未出版的书籍,我对这本书籍所表达的意义有很大的性心,静不单纯的是静谧的意思,它是一种相对运动:在迪斯科的舞厅只有迪斯科的节奏才能得到静。《心律·静》可能是我追求的目标,但是这样的书也不可能成为畅销书,也不可能成为书籍(重要是没有应该的金钱)。
太阳升起来 52×79cm 1991
林善文: 您说过,艺术作品并不是艺术家努力的结果,更多的是灵感折磨的结果,这好象人的呼吸一样,艺术品应该体现自由和轻松,……
郑旭:全部的说法可能都是我的几幅版画的改名引起的,我进行创作的时候是拉祜族的一种精神启发着我,因为那样我创作一些反映拉祜族的版画。虽然都是表现拉祜族,不同的作品还是在版画技巧上有所表现,也不同的故事(这里诉说的版画也不是我表现当地少数民族的所有作品,只是与这些作品有关的所有非常适合诉说。这样的做法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许多画家都经常集中在某个地方一起画画):《进山》——在到乡下去体验生活的时候我遇上一对夫妻的拉祜族打算到城里去,男人走在前面女人走在他的身后,一个多小时他们没有讲一句话(我一直走在他们的身后)。为了表现好拉祜族这种“默默无闻”的精神,也为了区别西藏的《逛新城》(一首歌曲)我就将作品定名为“进山”;《牧归》——在创作这幅的很早以前我就看到了一幅反映那里的照片,看到照片之后我就发誓要画出比照片还更美的图画,因为这些我专程到了那里去体验生活,便有意很好的观看了那个地方。在家里我画出了能很好的反映那个地方的草图,因为只是我一个人看到这幅草图,只是我一个人高兴,在不是很高的房间里我跳来跳去,有一次我的头碰到了房子的上面。在将草图变成版画的时候,“牧归”还是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都说画面上的牛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动作,我还是以为牛在画面上是表现一种气氛,同样动作的牛也能得到那样的东西(苏联的许多绘画作品都应用了这样的技法);《红土》——反映拉祜族在肥沃的土地上生活,画面上的人、物只是施放红色的某种根据,我的理想是体现一种散状的结构,应用这个主题我画了三次变体画,我还准备画第四次,计划打破所有的形状,只有红色;《秋夜》——表现拉祜族小伙子去跟拉祜族姑娘谈恋爱。一伙窜姑娘的小伙子在秋天的晚上去窜姑娘,一切都是隐蔽的,一眼看去只看到惶惶起伏的远山、明亮的月亮、骚动的萤火虫和手电筒的光束,小伙子身上跳跃的三角刀痕是我追求的主要目的;《赶街天》——街子是拉祜族姑娘表达身体美丽的地方,赶着去街子就是赶着美丽。因为要表现她们表达美的不同方式,我并不是在她们的服装上下功夫,而是用她们站立前后表现出一种“乱七八糟”景象,象征她们不同的审美观;《染》——是秋天染花了拉祜族姑娘和她们身上的服饰、向日葵的花朵、小草、到处飞舞的蝴蝶;还是它们染黄了秋天?表现一种渲染的感觉,色度上使画面的用色尽量接近,画面上多用方型去造型,使画面处于一种平面的感觉,使跳跃的颜色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中。《拉祜风情》更能表现拉祜族,表现好拉祜族对拉祜族生活的地方更有利,出现这样的结果是我无能为力的。
创作艺术作品应该象人的呼吸一样自然而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从表现拉祜族到现在的表现鱼是我不同时代的不同“呼吸”,我的呼吸没有影响我的生活,我的呼吸还引起了一些人的注意。
纸版画 《永恒》 30×23 .jpg
12、在你的日记里,我看到这样一句话:我又一次觉得,十全十美的绘画作品是没有的,像毕加索说的那样:“它们过着自己的生活。”如果作品也有生活,直到今天您的许多作品都受到忽略,包括您已写好的几部书稿(《心律·静》、《郑旭日记选——关于美术》、《生命节奏》、《郑旭小说集》)。您怎样看待它们现在过的生活?你又希望它们将来过上什么样的生活呢?
郑旭:艺术作品像植物和动物一样生存着,可以喜欢它也可以讨厌它。艺术家的局限会带来艺术作品的局限,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反映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可能是一个体会过程的人,画出了绘画作品和写出书稿好象就成了我的目的,体会它们的过程就是它们的生活。要使得美术作品受到重视可能会使某些艺术作品发生的改变,因为有些艺术品的产生是纯精神的,而“重视”都是物质的(如升官发财、成为专家……),这是两个很难统一的事情。在一切事物中完整的人是不存在的,在绘画达芬奇和毕加索都是精力非常丰富的人,他们除了画油画之外还做了许多事情,但是在绘画里毕加索就闹过不大不小的的笑话,除了是画家之外他还是一个法国的共产党员,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斯大林因为过生日要毕加索画一幅斯大林的画像发表在法国比较重要的报纸上以示纪念,因为画像的艺术性太强而不象斯大林因此报社就没有发表这幅画。
绘画作品还应该有别的生活,如它的参加画展性、获得奖励性的作品、能够贩卖的作品、能够争得地位的作品等等都是作品的生活。
林善文: 您说过,艺术作品从诞生的时候起就充满了变化。艺术作品的产生象事物的生长一样都有自己的特点,他应该有自己的性格。在于坚的眼中,作品产生之后有着他自身的“生长”的过程。在我的理解中,生长的过程自然有“等待”的状态,在等待中不是它被另一种意识来唤醒就是它唤醒那种意识。
郑旭: 艺术作品的生成象植物开花一样,它不但有自己的生长条件还有自己的生长过程,许多红花都是在绿色叶子的陪衬下,有一点色彩知识的人完全可以诉说这样的红绿搭配极不舒服,他们说:“红配绿,死督督。”另外的人可能非常喜欢这样的搭配,他们说:“好花要有绿叶配。”和“万绿丛中一点红。”能够开花的植物都是一样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样的东西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好象是艺术作品发生了变化,实际上是接触它的人发生了变化。艺术作品的生成和植物的开花一样都是有他们的过程的,艺术作品不应该随着人类的变化而变化,艺术作品不能自生自灭。
可能是他们在跟我开玩笑,朱祖德(云南著名雕塑家,“上海知青”)和李仲(云南著名版画家,“四川知青”)都说我画的画要经常让观众看到,要不然就会脱离许多观众。这可能就是“等待”,有段时间我的绘画作品要两年后别人才能理解我为什么要那么画。
摆舞 45×45.5cm 黑白木刻 1983.
后记:
对郑旭的关注,首先进入我的视野的那是他在校园里艰难地走向他上课的教室,那是上个世纪的1999年,那年我读大一。五年过去了,不知是何时,他的作品进入了我的视野,……纯朴、深邃和真诚……,那是出自心底的喜欢。我所有的表述以及认可,希望这不只是指涉我个人的审美取向,我认为应该有更多的人对郑旭进行关注。除了进入他作品所归属的美学原则之外,也同时有助于我们塑造自身的“生活语境”。
郑旭在他的生活感悟当中,写道:“一个人决定将自己全部献给别人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有许多的毛病;如果一个人根本就不想将自己给谁,这个人就会有许多长处。”我明白他为什么总是那样终归是那样的光洁照人。在我拿到本文的第一手稿时,我不能理解他对我的回答为何如此“简练”?我在他20 年前写的日记中找到了 “简练的人,会使人思想;喋喋不休的人,只会激怒你。”20年前他的所思所想,在今天依然亲切有如春风。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的作品以及他的语言表述构成了他的完整意义的精神自传。
郑旭(石乌……):1959年10月出生于澜沧成长于澜沧,1982年毕业于云艺1995年调往云艺,期间在澜沧文化馆工作8年,在思茅群艺馆工作5年。2002年因病停止绘画。绘画作品参加全国第6、7、8、9届美展,第8、9、13、14、15届全国版展,参加过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荷兰等国和香港地区举办的各种画展,美术作品在北京、上海、台湾、昆明、美国举办过个人画展,绝版木刻《拉祜风情》(《染》、《赶街天》)获第6届全国美展金质奖;纸版画《远古的舞》获第9届全国版展优秀作品奖。个人专集有:《绝版木刻》(美术技法)、《版画巨匠系列—郑旭专集》(画册);未出版的书籍有:《心律·静》(美学)、《郑旭日记选——关于美术》、《生命节奏》(自传)、《郑旭小说集》。
以上的采访和文字来自于2004年.
这.是我确立以访谈的方式建立"艺术个案"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那个时候,我选择了到母校的党委宣传部工作.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要暂时离开我的艺术家梦了.我选择郑旭老师作为我访谈的第一人其实埋了私心.
写下的那些导论,现在看来更多的是为了安慰自己。其实,我的苦痛怎么能够拿来与一位真正不能够做作品的人的苦痛相比呢!不知道我当时的“谬论”是否伤害了我敬重的老师。前久回昆明听朋友说郑老师的身体状况比以前要好一些了,真为他高兴,可惜没有能够安排上时间去看望他。自责中。
我毕竟又回到了艺术这个圈。不知道这个时刻,是不是会有人要选择“暂时”的离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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