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思辨”的艺术批评

文/天 乙

1.

    促成我写这篇文章的动因是，当下艺术批评的迷茫与局促、游离与枯燥，具体呈现出来的批评简单化与功利目的，艺术批评从哪儿做起以及艺术批评的自身形态等最本原的问题始终困扰着艺术批评家，同时也困扰着艺术家和读者。于是，我们需要从艺术批评本身加以研究，争取逐步打破艺术批评的某些现有的固态，呈现出一种新的或者更加具有艺术批评活力的面貌。这篇文章也是我此前撰写的《基于“经验”的艺术批评》的继续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关注和讨论艺术批评的独立性问题。在这些讨论中，更多的起因是当下艺术批评商业化倾向和利益共同体倾向，以及由此引起的艺术批评脱离艺术事实的吹捧、虚拟、拔高甚至胡言乱语。这样的讨论，仅仅从艺术批评道德而并没有从艺术批评本身入手加以研究，并没有给出艺术批评应该怎样操作。

    我以为，艺术批评并非纯粹的或者主要是依据艺术事实（艺术现象、艺术活动、艺术作品等等）所展开的讨论，并非以解读、阐释艺术事实为终极目的。艺术批评应当是批评家主动的某种“思辨”，使批评家从某种观念或者个人“真理性”出发所展开的意识、思维或者主观演绎，而艺术事实仅仅是批评家思辨的支撑物或者依据、证据、材料。这样，艺术批评的功能和表现形式就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亦即从艺术事实的解释、理解、描述等等被动的宣示过渡到以艺术事实为依据和证据的艺术批评家独立的某种具有特定精神实体的“思辨”，这些思辨可能是哲学的、逻辑学的，也可能是社会学的、历史学的等等，也可能兼而有之。与这些学科论文不同的是，它的所有依据和证据是艺术事实而并非完全的学科意义的材料。

2.

    如果列昂纳多“画家其实画的就是画家自己”这样的命题是成立的，也就是说，当艺术仅仅作为艺术家个人关于一切存在的判断与体验、感悟，仅仅作为艺术家自身的一种呈现形式，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求艺术批评必须而且只能放弃批评家自身的独立的“思辨”而被动地服从于特定艺术事实及其它的存在思路进行述说呢？我认为，艺术批评也应该具有艺术家存在状态或方式的独立性。“批评家其实批评的就是批评家自己”----批评家已经不会把针对作品或者其他艺术事实作出回答或反应作为归宿，而是批评家某种观念形态或者意识在艺术事实支撑下的演绎，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来的也许是批评家的“思辨”形态，是批评家关于个人意识或者观念的演绎、推论、阐释、辩解等等，而艺术事实仅仅是这种“思辨”的全部或者局部外化。如果这样的判断或者界定也可以成立的话，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描述的“个人意识或经验具有真理性”的逻辑便可以成立，个人意识的“真理性”便可以作为某种精神体验或者精神价值的最可靠的判断，成为某种哲学意义的现实的思辨的出发点，就为“思辨”的艺术批评提供了足够的理由。这时，艺术批评在成为批评家个人“真理性”的观念阐释和演绎的同时，这种个人“真理性”也成了覆盖整个艺术批评的主体，艺术事实则成为艺术批评的支柱。

    从精神审美的意义上讲，基于“思辨”的艺术批评是具有美感的艺术批评。因为这样的艺术批评所依据的并非某种既定的观念、准则或者经典结论，它所包含的不仅是艺术观念以及这种观念支配下的艺术事实的诠释途径与诠释方法，甚至是艺术本身的某些质疑与重构，其中所隐含的批评家的“思辨”脉络和智慧是非常显著的，它一定不同于依据某些经典或者既定概念阐释艺术事实的规范化作业，而是阐释和演绎个人意识的“真理性”所表现出来的创见、真知。比如，关于色彩的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依据色彩学所给出的色彩表现倾向对某件作品色彩做出判断与阐释，与离开这些倾向依据批评家个人意识的“真理性”对作品色彩做出判断并在“思辨”之中完成这样的判断，其艺术批评自身的审美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再比如，杰姆逊的“辩证批评”理论，依据解释性主导符码，注重整体性的解释和批评文本作用，海登·怀特的元历史构架，突出思辨的历史哲学的批评主张，伽达默尔基于解释学的批评观，从科学认识的“真理”与理解活动中的“真理”考证批评对象的本源意义的“真前见”与功利意义的“伪前见”，追究意义的发生与持续，等等，无不是“思辨”基础上的批评形态----都是在某种特有的意识与个人“经验”基础上的独立判断，其批评的“思辨”、演绎过程包括批评文本都是新颖的、独立的、令人折服的，无不具有思辨美、阐释美。

3.

    基于“思辨”的批评，为批评家提供了确保批评独立性的广阔空间。批评家首先在个人艺术观念和其他种种学科观念的前提下审视艺术事实，传递的是认知的方法论与思维的逻辑性，它甚至并非针对艺术事实的，而艺术事实仅仅契合或者隐喻了批评家的思辨，换句话说，批评家“利用”了艺术事实，在这样的过程中显示了艺术事实的某些鲜为人知的、隐藏在它本身之中的某些价值或者精神实体。毫无疑问，只要是思辨地“利用”艺术事实并从中对艺术事实做出判断，批评的独立性是可信的，毋容置疑的。这样来规制艺术批评的独立性显然比从道德规范与所谓学术公正角度要求批评的独立性，具有更现实和更深刻的价值。

基于“思辨”的艺术批评，绝非纯粹逻辑的空洞推演，必须建立在某些实体学科的、个人的“真理性”之上，前面已经有过类似讨论，这里做进一步的追究。所有艺术事实，毫无例外地指涉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意识的种种存在状态，即使是最前卫的艺术，照样无法脱离社会现实的最大允许范围，例如实验艺术，无论艺术家和批评家怎样宣称其“超越”，总之无法摆脱艺术事实的创造者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艺术事实都可能被批评家的思辨所“利用”。从理论上人们可以通过n种走向与角度、n种思辨方式与类型“照亮”艺术事实，亦即对艺术事实作出某种新颖的、独立的判断（发现）。一个比较经典的事例是，丹纳对于希腊雕塑的判断，就完全不是从希腊雕塑本身出发寻求答案的，他从希腊所处的地理环境（海岸线、地形、阳光、空气、土壤、气候等）推演希腊人的生活资源（橄榄、大麦，海产品等）、解释希腊人的生活方式（轻松、简朴、通透、出海、机智、思索等），解释希腊雕塑艺术，这里，丹纳的思辨体现了地理科学与环境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而希腊雕塑仅仅是被丹纳思辨所“利用”的一种材料，当然他把这种思辨材料当做了他讨论的目的和方向。汤因比先生关于宗教与哲学、艺术的思辨也基本沿用了这样的方式。

4.

    具体到某一件或某一部艺术作品，同样应该从批评者个人意识的“真理性”出发，在这种“真理性”的思辨当中“利用”这些作品，使作品在这样的“利用”中独立地闪耀出某些光辉，绽放出某些价值。譬如，批评者按照个人的当代社会学和当代历史学意义的“真理性”，对文革现象做出新颖的、独立的思辨，可以从很多角度阐释文革的性质，文革到底是悲剧、喜剧还是正剧？文革现象的真正原因和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在这些问题的思辨过程中，把表现文革的若干艺术作品当作材料加以审视，必定会发现艺术作品的价值倾向，或者与批评者的思辨逻辑相吻合，或者相背离。文革后出现的一大批政治波普，赋予并揭示文革喜剧意义，对国家领导人和某些特殊社会现象大加嘲讽，也有一批艺术作品突出文革的悲剧意义，比较平静地探究文革现象的某些表现，比如对于人性的践踏等等，主要是一批所谓反思作品，通过某些艺术语言符号指涉文革的某些范畴的原因与后果，这些作品，与比较现实的有关文革的社会学思辨与主流判断的思辨是相吻合的。然而，如果把文革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惯性与中国历史演进的延续，从当代社会学与当代历史学的思辨出发来判断，也就是从正剧意义上审视文革，显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样的思辨，如果要“利用”艺术作品加以佐证的话，必定是那种大历史视角和理性思维、怀着对历史敬畏精神与悲剧铭记的作品才可以吻合，比如徐唯辛《众生相》就体现了这样的艺术精神，他运用文革时期各种社会角色的人物肖像构成一部宏大的作品，呈献给观众的是文革必然性的理性判断，作品不是局部的后果呈现，更不是讥讽嘲笑，而是兼备社会性、历史性宏大叙述的途径客观凝视文革，呈现的是对于中国文革这一历史悲剧的敬畏与深沉缅怀，是关于文革必然性的理性观注与表现，因此，徐唯辛《众生相》毫无疑问成为这种思辨的最好材料。

    基于“思辨”的批评，不仅根本不是以阐释艺术事实为目的，而且必须具有批评主体的个人“真理性”亦即被个人思辨所证明的必然性，在这样的批评中，与依据某些既定准则和经典结论所进行的规范作业，也就是不少学者所强烈要求的学术结论的累积和规范性准则阐释是不一样的，它的依据并非既定准则与经典结论，而是批评主体的个人“真理性”，也就是批评主体的个人的、思辨的实体判断。比如中国水墨的发展，存在许多观点，有人认为当代水墨应当彻底跳出传统，从所谓“实验水墨”出发重新建构水墨形式，而有人认为应当突破传统、链接历史，依据不同的观点，可以形成不同的个人“真理性”思辨。按照后者的思辨活动，胡世钢的当代水墨作品就可以被这样的思辨所“利用”，他的作品实现了传统水墨题材的跨越，对中国古老生命哲学以及这种哲学主导下的超然的生命形态与当下社会存在方式的冲突、矛盾，通过“鱼”与“网”的艺术语言符号传达出这种精神挤压和生命的挣扎，从主题上超越了传统水墨的既定模式，直指社会现实冲突，这在水墨绘画中是不多见的，同时，从作品的图式上看，它打破了传统水墨的模式，引入西画的绘画表现形式，部分或全部放弃了水墨意境、气韵制造，纯粹从绘画性的角度强调艺术语言符号化和图形化，所以，坚持传统的人会认为他的水墨作品并不是水墨，甚至是对水墨的“玷污”，而坚持“实验水墨”或当代水墨的人，又认为他的作品仅仅是传统艺术的“变脸”，既无哲学又无思辨，这些现象进一步说明，个人“真理性”与既定的艺术准则以及经典结论对于作品的判断是多么截然不同。

    基于思辨的批评与其他形式的批评是不一样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批评的出发点与表现形式不同，基于思辨的批评抛弃了其他批评形式比如对艺术事实的直接解读，把这种解读纳入整体的思辨体系之中加以“利用”。相比之下，基于思辨的批评可以避免其他形式的不可靠性，我们看到大量的艺术批评直接针对艺术事实发言，通过阐释、捕捉艺术事实的某些价值来对作品作出价值判断，从理论上讲，这样的判断是不可靠的（尽管也会有人深信不疑，但是那是这种判断正好契合了个人的某些既定价值观），因为所做出的阐释和价值判断本身的可靠性并未得到有效的证明，哪怕这种前提是某种既定准则和经典结论。比如我们说一件作品具有某种艺术价值，可以按照批评主体个人经验阐释作品的某些价值，但是，当这些价值呈现并没有得到现实的有效思辨和演绎的情况下，从逻辑上讲它本身是不可信的。而基于思辨的批评则是批评者建立某种个人“真理性”的思辨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自然地引入艺术事实材料，所作出的阐释已经建立在思辨的基础之上，阐释的前提经过思辨的过程证明了其可靠性，因而所阐释的艺术事实的价值和判断自然具有可靠性。例如，著名的路易·勒罗瓦关于印象派绘画的批评，他就依据古典主义艺术准则与经典结论，对印象派绘画大加嘲笑，称印象派绘画仅仅把颜料打在画布上，那根本就算不上绘画，因为勒罗瓦看来，艺术应当是真实地再现现实，而印象派对于现实的形态、色彩所表现出来的主观感受、体验的东西，是不可理解的。这样的批评显然是运用某些既定规则度量艺术作品的结果。问题恰好在于这种判断的前提或者依据本身并没有经过现实的思辨证明，这样的批评尤其对于突破性的艺术事实缺乏应有的公信力。再比如，对于徐唯辛《众生相》创作的理解与阐释，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些人认为，徐唯辛的肖像绘画没有艺术价值可言，是一种幼稚的技巧，甚至从写实意义上讲远远不如电脑写真来得迅速且真实，众多的肖像组合也没有艺术意义。很显然，这样的判断就是彻头彻尾的依据某种现实主义艺术准则与结论所得出的，在他们看来，架上写实艺术就是要通过艺术家深厚的绘画技法和巧妙的图式图形来显示某种艺术价值，离开了这些要素的写实绘画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基于以下思辨来阐释徐唯辛的《众生相》，我们离开既定的关于传统写实绘画的准则，来到个人“真理性”范畴----作品概念的整体性阐释与作品的表现形式与组合形式的重新解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时，《众生相》便成为一部由数十张上百张单幅肖像绘画以及其他材料比如文献资料、音像资料等等组合成的完整作品，所谓毫无意义的单幅肖像仅仅是作品的一个局部甚至细节，作品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单幅写实绘画，而是按照某种客观顺序组合起来的具有装置效果的当代艺术。至于肖像形成和方法问题，同样也可以得出另外的判断，绘画过程并不完全体现为传统写实绘画的技巧表达，而更加侧重于艺术家关于肖像、关于整部作品的态度，并且体现为具有个人情感表达的行为艺术价值。胡世钢当代水墨作品的阐释同样面临这样的差异，既定的水墨准则肯定不能容忍放弃意境和气韵的创造，也不容忍抛弃水墨书写性的直接呈现，既定的“实验水墨”以及其他前卫水墨精神不能接受水墨具象与笔墨形式。但是，如果来到批评者个人“真理性”思辨的范畴，就可能在“突破传统，链接历史”的思辨过程中承认其绘画性突破与某些历史精神观念的承接，并从这个意义上承认其创见性。

5.

    基于思辨的批评，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建立批评者个人“真理性”的思辨体系，这种体系可能是艺术形式的，也可能是精神实体的。还是以徐唯辛《众生相》批评为例，关于当代写实艺术的个人“真理性”思辨就是艺术形式的，正是这个思辨体系，建立起了对《众生相》艺术形式的认同和阐释，而关于文革现象的社会学、历史学等等的个人“真理性”思辨就是精神实体的，这个思辨体系又建立起了对《众生相》的历史敬畏和理性审视的价值阐释。

    个人“真理性”思辨体系的建立，最根本的是，批评主体应当具有大量的阅读与吸收，需要良好的智慧与思辨能力，以至于随着艺术的演进随时紧跟其步伐甚至依据艺术现实的踪迹寻求其演进的可能性。批评家不能受到太多的艺术结论与规则的约束，或者说，在批评家那里，具有太多的艺术思维形式和技巧，但是绝对不会有太多的坚信不疑的艺术结论。除此之外，批评主体也会受到艺术事实的触动，产生某种“真理性”思辨，从而形成某种思辨体系，这种情况主要表现出艺术事实与艺术批评的共鸣以及对于艺术批评的推动，形成一种辩证关系。就我个人体验看，徐唯辛《众生相》肖像组合方式对我产生了很大冲击，也在第一次看到作品时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因为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怀疑文革的主流阐释。再比如，最近看到堂·张三山的当代架上作品《舔中黄色药片,改变尿液颜色》（综合材料），就受到很深的触动，引起我对当代综合材料的艺术作品有新的认知，尤其是材料价值的发掘与运用，辅之以架上形式，可以形成广阔而独立的艺术阐释的突破口，可以引起关于当代艺术形式与构成艺术作品的媒材的广泛追问，从而构建某些个人“真理性”思辨体系。药片（已经有人从图片看出包括B₂）铺设成的（中国）地图，可以说是材料隐喻发挥到了极致的典范，至于作品指涉台湾等边疆问题都显得不太重要了。诸如此类，个人“真理性”思辨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与思辨能力交媾的产物，具有多维度与多向度，使这样的批评形式具有现实性与实践性。

2008.8.23初稿/2008.8.29校订于重庆南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