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武、河清、法治、理智

文/天 乙

    看得出来，最近网上的气氛不太好，网友的情绪也处于波动状态。秉诚先生刚刚注册一个博客空间就带着严重的愤怒上来了，廖邦鸣先生愤愤然的《一塌糊涂的中国当代艺术》引来最近因三鹿毒奶粉同样愤愤不平的老武一泄情绪，引发与徐林先生的争论，并涉及河清的一些观点。在这样的情绪、氛围中，我以本人在徐林先生博文后面的跟帖做一个发言，也发泄发泄情绪。

    1.关于老武

    我看过老武的很多文章（其实好多都不算文章，就是一段言论），从学理和文理上讲，不乏缺失的地方，骂人的语词充斥其间，况且骂得狠。还记得第一次读他的文字，觉得那文字根本不是“人话”。后来才觉得他也是一种表达----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心平气和地甲乙丙丁一二三四，面对中国如此突出的社会矛盾，有人这样谩骂一下不是不行（不一定有些道理人人明白就不可以发泄式的表达）。其实，老武也作了很多资料性的工作。
    2.关于河清

    河清----他的书我没有细读过，但是他的几篇文章我倒是认真读过。就这几篇文章看来，我是不接受的。别的不说，仅仅他把中国古典思想（其实根本不能算思想，只能算教条）的某些东西硬生生拉出来与西方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等概念嫁接或者对应，我就觉得多少表现出极端民族主义和显著的国粹立场。无论评价中国文化思想还是西方文化思想，不能为了证实一种观点而牵强附会。在河清的论述中，我们看不清他到底是认为西方的思想先进、科学，还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先进、科学，字面上看，他承认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所以，他才牵强地拿咱们的某些教条去比对和对应。从这一点看出，河清实际上是放弃个人主张的，带有很强的投机性----他并没有表达个人的主张。我觉得，我们大可不必做这样的比对并作出孰是孰非的结论，我们只需要纯粹从社会发展和历史演进的客观实际出发，研究应该“怎样”或者如何“怎样”，不管中国还是西方，都可以拿来当材料。任何中庸都是有害的。

    3.关于法治

    法治问题， “法制”是一个局部的概念，“法治”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的差距是巨大的，只要稍微了解法治精神和法治现状的人都应该明白我们的法治是一种残缺的法治，这个问题需要追究中国几千年传统，清朝末期出现了宪政的雏形或者萌芽，但是胎死腹中，后来一直没有顾得上法治这码事。今天的法治比起以前是进步了，但是，不能说已经法治了，甚至更多的是人治（注意，人治不一定都是坏事，文革中人治造成灾难但是同样也是因为人治才保护下来一大批老干部），在某些特殊的、局部的环境，人治甚至是不要的。但是，社会的健康存在和运转，最基本的社会准则和社会契约是根本的保障。至于执法同样需要人去做，不错，执法得靠人，但是（法治状态下）执法对于执法者同样是一种必然而绝不是或然。

    三鹿的问题正好反映了我们的法治是存在缺陷的，这一点不可否认。比如，三鹿奶粉事件在法律层面就应该称作“三鹿制造、销售有毒奶粉案”，这个案子的根本或者主体是三鹿奶粉这个企业以及相关自然人，但是，而今司法机关侦破和办理的案件显然并非“三鹿制造、销售有毒奶粉案”，而是“生产、销售有毒鲜牛奶案”。再比如，在包括“生产、销售有毒鲜牛奶案”在内的另案中，还包括媒体虚假报道、虚假广告、行政机关监管失职渎职甚至别的案件。为什么迄今为止仅仅涉及了最弱势、最没有话语权的奶农？这就是我们的法治现实。这样的例子太多。当法治这种“初级”的要求都变成奢望，指望道德心的普及和自觉地调整，显然是痴人说梦。
    4.关于理智

    社会矛盾和冲突包括硬冲突和软冲突。前者包括诸如社会分配、个人或者集团在社会活动中的公正性待遇比如社会福利、拆迁补偿等等，后者就包括社会正义或者公正性的缺失，社会规则与社会契约的残缺等社会现象导致人的心理失衡与精神碰撞。这些问题集中起来，会使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丧失理智，甚至具备理智也并不愿意理智。如果每个人都非常理智地对待一切现实，非常理智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一些社会现实因为人人都清楚而不必加以揭露、批判，不加以呼吁，那又将是什么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