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某些艺术家“没文化”还不够准确，他们缺乏的不一定仅仅是“文化”，甚至是知识、理论等“思想性”的东西，缺乏的是艺术家与社会存在的接触、参与和考察、感悟、体验等等。比如，三鹿奶粉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更多的观念是企业和部分个人的道德素质、政府监管体制、法律法规的疏漏等等层面，而将这个事件放到文化层面考察，放到司法公正层面考察，放到社会经济运行层面考察，甚至放到社会正义与人际平等的政治层面考察的，就比较少。如果艺术家涉及这样的创作题材，势必严重影响其认知价值的捕捉，如果以此为由头进行当代艺术创作，必定停留在几乎没有思辨“新”意的浅表层面，作品必定也欠缺足够的“意思”表达，甚至出现与公众体验的错位。再比如，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中国由后农业社会向前工业社会的转化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对社会生活、公众精神、心理的诸多影响，涉及非常深而广的理论，比如资本的形成与运行，社会一次分配二次分配等等，如果艺术家没有关于资本的理论，对社会、市场的认识必定难以达到本质性深度，难以把握社会运行诸要素的相互联系与表现的现实性、合理性，导致某些认知性错误。关于文革这一历史事件的考察也明显地存在同样的问题，一些艺术家仅仅从政治体制和封建主义的角度去理解与批判，难以注视文革的历史性、社会性、文化性以及这样的悲剧的个体性追索，典型地跟随了社会主流的悲剧遗忘潮流，所以，很难看到真正具有认知价值从而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有的艺术作品甚至传递了错误信息和展现出错误导向，不仅没有积极意义而且对社会公众十分有害。

    艺术以纯粹“模仿”为途径的年代早已过去，以超常技巧和技术为保证的创作手段也不会占据主流，纪录的价值越来越丧失其艺术本质。因而，艺术家更需要很强的个人智慧、广泛的理论保障，智慧是保证艺术家具有拓展事件、观念、现象等等考察渠道、角度的物质保证，广泛的理论是艺术家保证思辨纵深的基本支持。没有这样的保证，艺术作品必然陷入肤浅的、复制的、纯粹形式的“伪艺术品”。我们哪怕仔细研究西方当代艺术作品的来源和呈现形式，可以比较容易地发现艺术家对于社会存在的综合考察，面对社会现实提问，并且做出具有“真理性”的思辨与诠释。仅仅依据西方某些艺术理论结论，依据艺术家的臆断或者基于别的作品的参考而制作出某一作品，换句话说，作品的知识、文化、思想、社会等等元素的含量明显比较少。因此，中国社会生活虽然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却极少看到艺术家理性地利用这些素材，不能不说艺术家利用社会素材的能力存在相当的局限性。

    实现通俗化，更加需要艺术家的思想底蕴，也就是杜威所概括的“思想底能力”和“意向底能力”。否则，只能在西方当代艺术观念的某些结论甚至语录的圈子里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