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网友tutuu闲聊

文/天 乙

[红字为tutuu文，黑字为笔者文]

在“忘却“中作为，大概比在”记忆“中执着更显得智慧吧。执着，尤其是一种空洞地执着，本身就是一种愚昧和狭隘。历史终究会在建树中得到沉淀和修正并发展的，不管人们选择的是那种优雅地前行并“遗忘”，或者这种苍白的呐喊。

一个学会了“忘却”的人，也是一个真真懂得“自审”和“审它”的人，并且在他沉静的思想背后，散发着包容的光和沉思的美。

如果事实上能够做到这样得状态：“优雅”而“高尚”地选择一种包容和美丽的方式，如果真的能够在没有任何背景和源头的情况下，依然可能产生一种社会形态或者社会意识状态，如果“忘却”真的可以等于“自省”与“审它”，那么，就像今天的中国人一样，任何社会事件包括任何悲剧事件甚至历史的许多“沉重”转瞬即逝，就可以“轻松”而优雅地、智慧地生存着。
    但是，事实上，人类在尚不理性的时代，自我中心造成的悲剧甚至灾难一幕幕重演。后来，一些人记住了那些值得记取的历史事实，随时避免悲剧要素的出现，社会才有了本质的进步。而像中国这样的仅仅对于喜悦的、愉快的、进步的等等历史事实不厌其烦，时刻铭记的国家，出现人家早已出现过的不良事件甚至空前绝后的荒唐思想与行为，都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忘却沉重可以轻松前行，可以自省和审它。其实，按照咱们的主流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所以，历代当局都会在对此深信不疑的前提下，大肆宣扬历史的辉煌和社会的成就，对自身的过失和罪恶却轻描淡写甚至刻意回避，放大自己的智慧、品德，掩盖自己的罪恶和错误，依照这样的逻辑，欧洲革命和后来关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反省甚至对于局部性反人类的事件的抵制等等都是不必要的，在这些社会现象尚未发生恶果的时候，不能证明它有什么不好，因为我们已经勿须过去的那些“沉重”。这样，我们便在优雅与智慧、轻松的状态下一次次吞下并不智慧、并不轻松的苦果。
    在西方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和消费社会最容易出现忘却和轻松的情况下，依然非常注重历史的记取，尤其是历史悲剧的反省，出现了很多官方或者民间的固定活动，不仅政界而且民众都能够清楚地依据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观念反省历史悲剧的动因。比方，对于欧洲中世纪的反省，对于世界大战的反省，甚至对于某些历史性社会不良事件的反省，等等，虽然比较不轻松，但是，他们却真诚地加以缅怀与思索。比较遗憾的是，中国人则出于两种判断标准，对待历史的功过是非，凡是成功的社会行为和结果，都是我们自己的功绩（或者智慧、优秀等等），凡是悲剧性社会行为及其结果，都是客观原因的产物。从来不会纪念和沉思这些悲剧的个人意义的原因，即使像文革、反右、大跃进这样的历史事件，当局会加以限制和掩盖，民众会加以回避（认为那样的事件与百姓无关，至少责任不在民众），至于诸如汶川大地震和毒奶粉之类暴露出种种社会弊端的事件，更是不足挂齿，以至于这样的悲剧性事件会层出不穷。所不同的是，中国人（包括艺术家）几乎都会“散发出包容的光和沉思的美”，当然，“包容的光”是时刻散发着的，而“沉思的美”却很少看到，因为“沉思”的理由和依据是不存在的。即使汶川大地震导致那么多无辜孩子死亡，但是，真正不包容的人（包括艺术家）到底有多少？毒奶粉受害案件聘用律师打官司可以免除律师费，但是真正打这样的官司的人到底有多少？至于旁人，更是漠不关心了。

在忘却中作为比在记忆中执著显得智慧，是一种朴素的想法，甚至多少有些幼稚。我们实在无法找到忘却中作为的例子，人类的作为几乎都是在铭记中诞生的，这一点不用过多阐述。说这样的状况比记忆中执著（其意思不甚明了，猜想市与前者相对的意思）显得智慧，其道理就像我们把“空”与“无”解释为最深奥、最高级的道理一样，备有多少本质意义。
    艺术是什么？政治是什么？当人们暂时没法去“和谐”彼此的时候，还是各付其责吧。
     想起凡高，和他那他美丽的《菊花》。

另外，对艺术工作者而言，选择一种优雅的态度，在反思中让“忘却”变得有选择，并且以美去润滑那种历史的沉重感，难道不来得更高尚吗？
    艺术和政治是什么的问题，虽然陈旧，但是并非三言两语可以严明，这里姑且不用具体阐述。暂时没法“和谐”的时候各负其责的问题倒是值得说道说道。

政治干政治的事儿，艺术干艺术的事儿，说起来似乎非常在理，但是，却包含着某种逃避和躲闪的消极意识，艺术如果仅仅与所谓“美”有关，那倒是意见不错的事情，恰好相反，艺术从来几乎都没有能够挣脱与政治的某些勾连，这一点，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人类艺术的状态就可以明白。包括梵高梅莉的《菊花》，都是与他当时的某种政治主张（至少是某种社会意识形态）分不开的，虽然不少艺术作品得到不同政治观念的人的共同认可，这与不同政治观念的人对政治的某些概念共同认可一样（比如建构民主自由的社会），是一种共同认同要素的体现。艺术的本质决定了它不可能与政治各负其责，即使是中国传统水墨山水花鸟，据说也是画家某种政治意思的潜在表达----其依据大概是认识社会动物从而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动物。梵高《菊花》在有些文献里面就明明白白地被描述成他对当时社会的某种质疑以及对于更加美好的社会形态的期盼。因此，艺术家和政治家实难各负其责。

当然，艺术与政治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各负其责，那就是专制政体之下艺术作为政治附属物的时候，艺术可以在政治专制之下专心致志于迎合政治图谋与主张，专心致志于充当政治工具。

“选择一种优雅的态度，在反思中让忘却变得有选择”，优雅的态度好理解，而结合上下文，“在反思中让忘却变得有选择”实在不好理解，似乎这里说的事反思中的忘却，反思与忘却实难共存，反思注定不会在忘却状态下存在，忘却也注定与反思无缘。比如对于“四大发明”、洪秀全、义和团等等的铭记，才有可能对这些存在的“反思”。

至于用美去“润滑”历史的沉重感，我理解是用艺术美消解历史的沉重感。不要说艺术美能否产生这样的客观作用，即使有这样的作用，那也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艺术作品呈现在观者面前的假如是历史的沉重的悲剧意义的景象，除非艺术家可以消解了它的沉重感，仅仅依靠艺术美是无法消解的，也就是说，艺术家可以从创作上消解沉重感，而艺术美则做不到这一点。所以，艺术家消解历史的沉重感（特别指历史悲剧性事件）与用“美”去“润滑”历史的沉重感显然不是一回事儿。这样的事情在当今艺术界频繁发生着。至于这种消解是不是高尚，我觉得草率下结论声明其高尚是比较随意的，不负责任的。